Page 243 - 《社会》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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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７ · ３
擦，且摩擦系数越大，制度变革的过程越艰涩，引发冲突的可能性越大
（ 犓狀犻 犵 犺狋 ， １９９２ ；杨贵凤， ２００５ ）。在休禁牧政策颁布和实施之前，与此利
益攸关的放牧农户并未参与政策制定，政策制定阶段的协商过程挪后
至执行环节，这无疑增加了基层政府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民众施加成本。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在短暂的休牧期过渡之后，四东县进入全面禁牧阶
段，上级政府以及随后跟进的各级政府将此政策作为重点任务，赋予很
高的权重或者关注度，且采取动员模式推进政策实施（荀丽丽、包智明，
２００７ ）。在动员模式下，各级政府都会将注意力聚焦在新政策的实施
上，县级政府不仅严格规定而且进行了详细的任务分解，并配合密集的
检查验收形成对基层政府的高压。但是，政策执行的效果并非由基层
政府单方决定，还需要农户的配合，后者并没有在政策规定的范围内予
以配合。在选择按照上级政府规定严格执行惩罚性措施的时候，乡镇
政府遭到大规模密集的抵制，社会冲突一触即发，实施成本迅速超出了
乡镇政府能够承受的范围。可见，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动员型的执行模
式以及政策执行后果的不可承受，使得基层政府执行政策的过程成本
与外部成本同时增加，只能采用讨价还价的方式寻找替代性或修正性
方案。
（三）讨价还价协议点的变动与均衡
讨价还价的各要素包括可能性协议的集合、无协议结果以及参与
人的效用函数。就政策执行中的讨价还价而言，完全执行和完全不执
行都是无协议结果，即不会出现完全执行和完全不执行，二者之间的区
域才是可能的协议集合及所得效用。在上级政府制定政策、下级政府
执行政策的县乡两级“委托人—代理人”关系中，如果县政府博弈力量
强，则协议点偏向完全执行端；如果乡镇政府博弈力量强，则偏向宽松
执行端。通常在政策动员阶段，县政府要求（近乎）完全执行，而且配之
以高昂的惩罚成本，因此协议点靠近完全执行端，但是随着执行环境的
变化和双方的讨价还价，乡镇政府的博弈力量上升，在信息、承诺、社会
风险可承受度等方面更占优势，双方协议点向宽松执行端移动。
讨价还价是有成本的，对成本的可承受程度决定了双方的讨价还
价能力。参与者的讨价还价能力随着自身议价成本的上升而减弱，随
着对手议价成本的上升而增强，成本变化或者说讨价还价能力的变化
导致讨价还价格局的变化。由于博弈格局由双方共同塑造，因此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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