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9 - 《社会》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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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一问题对社会学思想传统理解现代社会的重要性（李猛， ２０１２ ）。
《自然社会》中的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分析，并不是要放弃或取消作
者之前曾经进行的社会分析，而是希望能够通过对现代自然法学派的
考察，揭示现代社会分析方法本身的人性论前提。
在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一篇评论中，韩潮（ ２０１６ ）从几乎完全相反
的方向提出了对《自然社会》的批评。韩潮抓住《自然社会》上篇阐述的
社会性概念与读者更为熟悉的自然权利模式之间复杂的理论关系，指
出《自然社会》对不同自然法传统在社会性问题上的判教存在两种不同
的“声音”：一种主张霍布斯与格劳秀斯的对立是表面的，其实质是趋同
的，另一种则认为普芬道夫的综合克服了二者实质上的对立。不过，韩
潮认为，《自然社会》最终仍然在解释现代自然法学派时倾向于后者，对
普芬道夫综合“抱有深深的同情”，因为这一综合“成功地使自然状态具
有实质性的道德意涵”。在韩潮看来，“自然社会”概念多少是用一种有
些过厚的社会性概念消化了霍布斯的“非社会性”———一种薄的社会
性，从而令人遗憾地置换掉了自然权利范式在现代政治哲学中的主导
性地位。套用社会学中的一对概念，如果说张国旺（ ２０１６ ）的批评发现
《自然社会》有些“社会化不足”的话，那么，韩潮的批评则担忧，《自然社
会》有些“过度社会化”了。
韩潮的批评不仅触及《自然社会》上篇与中篇的理论关系，也有力
地探询了《自然社会》通过“社会性”而非“自爱”来描述现代人性论努力
的理论意图。事实上，《自然社会》对现代政治哲学的许多分析与韩潮
评论中所揭示的方向并没有根本的歧异，但对于如何理解霍布斯自然
状态和自然权利学说与现代社会道德秩序之间的关系，则有所不同。
《 自然社会》认为，无论是从格劳秀斯—洛克经苏格兰启蒙运动到黑格
尔的思想史脉络来看，还是就现代道德哲学和社会理论的一般思想架
构来看，自爱恰恰是通过“社会性”概念才完成了对现代社会秩序的解
体性重构，现代自爱从未摆脱社会性的纠缠与束缚，也从未缺少社会性
的救助与安慰。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自爱要远比古代自爱（对比亚里士
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九卷： １１６８犪２９犳犳 ）更在乎他人的目光。现代
社会最大的困难或许不在于过度的自爱，而在于根本无法摆脱社会性
建立自爱。社会性的始终在场，是现代主体不断转向内心深处探索孤
独的新边疆的重要动力。现代社会的“豪猪们”是“孤独的大众”（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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