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1 - 《社会》2016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６

来的，但它并不是完全由国家所制造出来的。国家只是提供了条件，保
障自然法得以实现。对此，霍布斯曾给出了清楚的说明：“我把主权者
的政治权利（ 犮犻狏犻犾狉犻 犵 犺狋 ）和臣民的义务和自由都奠基在众所周知的人
类的自然倾向和自然法的诸条款之上……”（ 犎狅犫犫犲狊 ， １９９６ ： ４８９ ）国家
的建立，使得原初契约这一事实，成为一项根据自然法的履约义务。
也不只有自然法凭借国家权力成为一种客观义务或客观正当。霍
布斯顽固地、不遗余力地、反复强调的臣民在进入政治社会之后不可放
弃的、根本的（而非派生的）自然权利同样获得了一种客观意义上的正
当性。借此，“自然权利”不只是主观“权利”，而且还是客观“正当”。因
此，恰恰是国家权力的存在，使得“自然状态”中原本模糊、充满悖论的
自然权利和自然法，甚至人的自由和平等，真正成为客观意义上的正
当，甚至使得身处国家之中的个人再次诉诸于自然权利和自然法，返回
自然状态也成为正当的。借助国家，自然状态具有了明确的、毫不含糊
的、积极的道德意涵。如果说进入霍布斯自然状态的个人，都“保留了
在这样的权力下共同生活的经验”，“都带着对这部人造机器幽灵般的
记忆”，那么，这种经验也包含了对于“权利”的记忆。这或许正是作者
写下这段话时在脑海中闪过，但却没有清楚地充分表达出的含义：
自然权利的逻辑不仅支配了自然状态下的自然人性，而且
还进一步通过自然法义务约束的构成方式支配了整个自然法
的建立，甚至最终延伸到了政治社会中的人的自由权衡。在这
个意义上，即使根据自然法的理性和平路径，通过信约建立契
约国家，作为自然权利核心要素的私人判断权，甚至，“一切对
一切东西的权利”，都仍然以某种变形的方式发挥作用，最终转
化为革命政治中潜藏不去的阴影（李猛， ２０１５ ： ３２３－３２４ ）。
必须再次强调，国家并未制造这种义务和权利，并未制造这种正当，
而只是提供了条件，保障其得以实现。它们是“自然的”，恰恰意味着它
们不是国家制造的，而是基于人性的构造本身，特别是人恐惧死亡这种
自然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借助解读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煞费苦
心地为我们剖析的现代人的人性特征，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家的建
立，并不能够“使人彻底摆脱人性的自然力量，以及各种先在的道德假
设，为人的生活方式提供一个全新的开端”（李猛， ２０１５ ： ３９７ ）。现代人根
据自然处于战争状态，意味着每个人（尤其是那些谦逊的人）要进入政治

· ７ 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