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7 - 《社会》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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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现。”时代的变迁吁求“更好的科学和更大的专业精进”，而现存的
社会学———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芝加哥社会学“人文主义取向”的研
究———则被认为“太哲学”，新兴的“定量研究者”对社会学在“应对危机
时的无 能 为 力”感 到 不 满，转 而 寻 求 “一 种 更 为 有 效 的 应 对 策 略”
（ 犔犲狀 犵 犲狉犿犪狀狀 ， １９７９ ： １９３ ）。就此 而 言，美国社 会学 界 出 现 的 这 种 “造
反”运动，可谓是时代危机在学界内部引发的一种反应。
帕森斯虽然积极支持和参与 犃犛犚 的创刊， ５ 但他在“ １９３５ 年造反”
中似乎是一个旁观者。 ６ 不过，和当时绝大部分美国社会学家不同 的
是，帕森斯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回应时代危机，这集中体现在其《社
会行动的结构》（ 犘犪狉狊狅狀狊 ，［ １９３７ ］ １９６８ ）一书中（ 犅狉犻犮犽 ， １９９３ ； 犌犲狉犺犪狉犱狋 ，
２００２ ；赵立玮， ２０１５ ）。帕森斯为美国社会学———尤其是它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以后———的发展注入了一些新的要素和动
力，包括对欧洲古典社会理论的系统引介、对社会科学中“一般理论”探
讨的倡导等，促使美国社会学在“二战”后步入一个新阶段。一些研究
者认为，以帕森斯、默顿为主要代表的“结构—功能理论”为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来的美国社会学发展的新趋势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理论范式，
因此，“定量研究者和结构—功能主义者都是（ １９３５ 年）造反的继承人。
尽管两者都未（直接）促成这次造反”（ 犔犲狀 犵 犲狉犿犪狀狀 ， １９７９ ： １９５ ）。库克
里克（ 犓狌犽犾犻犮犽 ， １９７３ ）则认为美国社会学在 １９３０ 年至 １９４５ 年间发生了
一场“科学革命”，即早期芝加哥社会学的“生态学—互动论范式”逐渐
被后来兴起的“功能主义范式”所取代。
需要指出的是，“二战”对美国社会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它一方面强化了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来的一些发展趋势，如定量研究进
一步拓展为大规模的统计调查研究，社会学研究与企业、政府乃至军方
的合作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手段和技术不断提升和优化等；另一方面
也为美国社会学添加了一些新的因素，例如大量欧洲学者和知识分子
“流亡”美国，带来了丰富的思想和智识资源。在社会学方面，包括“法

５． 比较帕森斯在 犃犑犛 和犃犛犚 上所发表文章的时间和数量，可从一个侧面印证当时社会学界
的一种说法：前者类似于芝加哥社会学的“内部刊物”，而后者则“日益成为基于东部社会学的
一个论坛”（ 犔犲狀 犵 犲狉犿犪狀狀 ， １９７９ ： １９５ ）。
６． 在伦格曼（ 犔犲狀 犵 犲狉犿犪狀狀 ， １９７９ ： １８９ ）列举的斗争双方的参与者（核心成员和外围参与者）名
单里，并没有帕森斯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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