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6 - 《社会》2016年第6期

社会学的想象与想象的社会学

不啻于此，“ １９３５ 年造反”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社会学史上一个具
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更主要的原因显然在于：它标志着早期芝加哥社
会学所代表 的 研 究 范 式 的 式 微。伦格 曼 （ 犔犲狀 犵 犲狉犿犪狀狀 ， １９７９ ： １８８ ）指
出，这种反抗运动涉及一个重要论题：“什么构成了社会学中合理的科
学研究，如何确定这种科学研究的标准以及这个问题与研究资金流入
（社会学）专业之间的关系”。“科学问题”是早期美国社会学研究中经
常涉及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就是逐渐摆脱
和消除其早期大多数研究中所具有的浓厚的主观价值判断色彩，趋向
一种更为科学、客观的研究。 ３ 芝加哥社会学倡导的以定性研究为主的
社会调查研究，一度成为美国社会学的主导性研究范式。另一方面，借
助统计调查方法的定量研究也不断发展，一个主要由年轻学者组成的
“定量研究者”（ 狌犪狀狋犻犳犻犲狉 ）群体———马丁代尔（ 犕犪狉狋犻狀犱犪犾犲 ， １９７６ ）称之
狇
为“年轻的突厥人”（ 犢狅狀 犵犜狌狉犽狊 ）———在社会学（包括芝加哥社会学）内
部兴起。 ４ 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年轻的突厥人成为一个理论群体，一种
热烈地信奉激进实证主义（ 狉犪犱犻犮犪犾 狆 狅狊犻狋犻狏犻狊犿 ）和将定量化作为实现这
种实证主义的手段的运动”（ 犔犲狀 犵 犲狉犿犪狀狀 ， １９７９ ： １９１ ）。研究范式的争
议也表明美国社会学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遭遇了“学科危机”。
上述变化显然与美国社会在这个时期发生的重大的社会变迁、历
史变迁密切相关，其中影响最巨者莫过于“大萧条”和“新政”。伦格曼
（ 犔犲狀 犵 犲狉犿犪狀狀 ， １９７９ ： １９６ ）指出：“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危机向社会学家们
提出了新的经验和理论问题，使专业共同体面临来自公众和政府的新
要求的压力，开发出就业与研究支持的新资源，也使得许多社会学家产
生了职业上的焦虑，并促成了那些反对芝加哥（社会学）的地区性协会

（接上页）为应对这种变化，芝加哥社会学的一些主要人物于 １９３６ 年组建了一个新的社会学
研究组织———社会学研究协会（ 犛犚犃 ），这也可谓“ １９３５ 年造反”的另一个“意外产物”。只是其
地位和作用与其创立者的设想相差太远，更谈不上要取代 犃犛犛 了，很快成为“一个几乎没有
什么功能的组织”（ 犉犪狉犻狊 ， １９６７ ： １２２ ）。这也从一方面说明芝加哥社会学的衰落已不可避免。
３． 许多相关研究（例如 犞犻犱犻犮犺犪狀犱犔 狔 犿犪狀 ， １９８５ ； 犌狉犲犲犽 ， １９９２ ）都明确指出了美国早期社会学
研究所具有的这种显著特征，尤其是它与美国新教传统的内在关联。
４． 随着奥格本———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接受过良好的定量研究训练———加入芝加哥
大学社会学系并出任系主任，芝加哥社会学内部的定性—定量研究之争也日益显著，奥格本
本人也成为“定量研究者的先知般的发言人”（ 犔犲狀 犵 犲狉狉犿犪狀 ， １９７９ ： １９１ ），而所谓的“年轻的突厥
人”中就有许多“芝加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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