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0 - 《社会》2016年第5期

伦：中国人之思想与社会的共同基础

着该社会中的人没有人格或者理性）。当社会把个人安顿于等差关系
中时，即便他有人格或自我，也难以独立施展，更多的时候表现为被压
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等差中的个人被要求学会克制和忍让，即要做
到“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而克服“克、伐、怨、欲”（《论语·
宪问》）。如果我们一定要从这样的社会中挖掘出人格与理性的话，那
么它们往往依附于特定的地位而表现，而非特定的个体而表现。比如
中国人可以通过人格特点来识别此人的地位，而非此人的性格，并坚信
后者会随着地位的改变而改变，诸如飞扬跋扈、趾高气扬、目中无人、唯
唯诺诺、低三下四、巴结奉承等，同样，所谓“任性”在中国的语境中也不
是人格意义上的由着性子做事，而是指权力可以赋予了其任性之可能。
可是在一个以原子式个体为假设所构成的社会中，人格是指一个人的
特质及其表现力，诸如智力、情绪、认知、能力等，它往往决定或影响着
他生活、工作与事业的成败。可见，研究差等社会中的所谓人格，不能
简单与西方心理学中的人格含义划等号。
现在，所有的问题都将集中于，依照儒家所担心的核心问题，如果
关系不对等性是社会秩序的保证，那么偏重对等性交往真的会出现无
序现象吗？这里其实涉及到一种西方思维具有的关于超越性的共识
（郝大维、安乐哲， １９９９ ： １９３ ）。这样的共识基础便是信仰与理性———两
个在现代社会看来极为重要而常见但中国社会相对缺乏的部分。回到
操作层面，则是游戏规则是否高于游戏者？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西方
人做人做事喜欢先立规则，比如契约、法律、章程之类，而规则一定，每
一个人均是规则的履行者。可这样的规则过程与程序很难被中国人接
受，因为一旦行动被要求整齐划一，礼则运行不起来了。在中国人的观
念中，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有了差等关系，秩序已在其中，至于那些
外在的、制度性规定不能没有，但无真正的约束力。
应该说，在现今中国社会，讨论伦、礼及差等这样的古老概念，虽然
显得非常陌生，很不合时宜，但是若我们一旦深入下去，便不难发现它
们正是中国人行为方式与中国社会运行的内在逻辑所在。中国许多问
题看似非常西化和现代化，但一到关键的、重要的时候，这样的模式便
会自动运行起来。比如，计划经济中的干部行政级别及其相应的待遇
便是差等社会的变种；而如今的市场化原本可以冲击中国社会的差等
观念，但实际情况是强劲的差等动机导致了中国人借市场化之际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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