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9 - 《社会》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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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它可以视为一套制度规范；如果答案是不能，那么它需要不断地根据
情境进行调节，灵活变通，直至和谐为止。由此来看，礼的实质是带有
情境性和创造性的，这一特征总是同个人相联系，即所谓“一日克己复
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必须引起注意的是，当社会秩序的
维系内嵌于社会级差时，外在制度设置往往是多余的，尽管它有背书的
作用，却未必是社会或组织实际运行的依据。仅当礼的运行失效时，外
在制度即刻生效。这种即刻生效本身，也说明了所谓的情境性和灵活
性。很多情况下，中国人谈做人，不是指学习规范，而是指学会摆正自
己的位置。一个社会或组织中的人不明白制度，但懂得上下关系和左
右逢源，必定深受上司赏识和同事欢迎；反之，一个人不会做人，只知道
按章办事，便被斥为不通人情世故，不懂为人处世之道。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社会分层的视角以及在其中所发生的社会
流动是否会摧毁中国人的等差之分。关于这一点，更加凸现的问题其
实不在社会分层与流动方面，而在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将多少改变
这样的家庭秩序，或者说，没大没小的地位意识是在独生子女身上看到
的。回到社会分层与流动上来看，社会流动的发生不会给等差带来多
少变化。其主要原因在于等差是一个由微观到宏观的研究视角，而非
一种宏观社会学的视角。从宏观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各个个体或者群
体的社会地位随着改革开放、城乡二元关系的打破或者教育资本的获
得等，发生着各式各样的社会流动，但这些流动基本上未触及微观上的
等差关系。比如无论一个体流动到何种地位，等差理论关心的是他还
在父子不对等的关系中吗，或者他的流动也含有孝的行为，以带动其家
人向上流动？他会在组织、官场、职场、商场中依然要区分长辈与晚辈
或者老资格吗？他自己的生活网络里有亲疏远近吗？他见到比他位置
高的人会俯首帖耳、马首是瞻吗？等等。可见，等差关系的起点正是以
两人关系（ 犱 狔 犪犱 ）所看到的社会，无论宏观上如何变化，伦的研究视角与
理论总是从两个关系开始延伸。
还有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是，一种被西方心理学反复强调的人格
或者西方政治学、社会学及经济学连篇累牍提及的理性，为何在中国学
术传统中难寻踪迹。通过本文对“伦”的研究，笔者发现学术研究是否
凸显人格或理性主要在于该文化对个体性如何假设。在一个以等差构
成的社会结构中，的确很难发现人格或者理性有何作为（但这并不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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