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0 - 《社会》2016年第4期

更富裕是否意味着更幸福？

２００８ ；朱 建 芳、杨 晓 兰， ２００９ ； 犠犪狀 犵犪狀犱犞犪狀犱犲狉犠犲犲犾犲 ， ２０１１ ；黄 嘉 文，
２０１３ ；边燕 杰、肖 阳， ２０１４ ），而 这 种 相 关 有 很 大 可 能 是 因 果 效 应。
李洪彬等（ 犔犻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３ ）基于双胞胎数据的分析显示，在排除了忽
略如基因和家庭背景等“第三变量”造成的偏误及测量偏误后，收入对
幸福感依然有显著的正向因果效应。在集合层面，使用横截面数据比
较地区之间幸福感差异的研究则比较少，一部分研究涉及城市和农村
的比较，发现在总体上，尽管城市的经济水平高于农村，但城市居民却
更不幸福（王鹏， ２０１１ ；刘军强等， ２０１２ ），这可能与日益加剧的城市化和
社会比较机制有关（ 犓狀犻 犵 犺狋犪狀犱犌狌狀犪狋犻犾犪犽犪 ， ２０１０ ； 犆犺犲狀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５ ）。
吴晓刚和李骏（ 犠狌犪狀犱犔犻 ， ２０１３ ）使用 犆犌犛犛２００５ 中的幸福感测量和市
级人均生产总值进行的多层次回归分析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个
人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却对幸福感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
更为稀少的是使用长期数据描述幸福感趋势的研究。刘军强等
（ ２０１２ ）使用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０ 年的 犆犌犛犛 数据进行的多变量回归模型发现，
调查年份的虚拟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且逐年上升，他们因此
得出国民幸福感在过去十年内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的结论，并认为经济
增长是幸福感提升的动力。伊斯特林等（ 犈犪狊狋犲狉犾犻狀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２ ）也使
用包括 犠犞犛 在内的 ５ 种调查数据，展示了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７ 年中国居民的
生活满意度经历了一个先降后升的 犝 形历程，而从长期看来，作者认
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提高幸福感。
尽管上述两个研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
可能的答案，但仍存在有待完善之处。首先，两个研究都没有实际地测
量经济发展水平，而是使用年份作为替代，尽管在中国，年份和经济水
平之间有很高的相关度，但年份同时包含其他面向的变化信息，例如失
业率波动、社会保障发展、环境变化等。简单地借用年份并不能准确体
现经济增长的影响；其次，他们关注的仅仅是经济发展水平与幸福感水
平之间的关系，而已有“幸福感悖论”研究的长期模型大多考察的是变
化与 变 化 的 关 系 （ 犛狋犲狏犲狀狊狅狀犪狀犱 犠狅犾犳犲狉狊 ， ２００８ ； 犈犪狊狋犲狉犾犻狀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０ ； 犛犪犮犽狊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３ ； 犈犪狊狋犲狉犾犻狀 ， ２０１５ ）。为了提供经济发展与幸福
感关系的直接证据，本文将进行两点改进：首先，使用省级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直接测量经济发展水平；其次，使用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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