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5 - 《社会》2016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４

稳定影响，笔者使用了移动平均数（ 犿狅狏犻狀 犵犪狏犲狉犪 犵 犲 ）计算每个调查年
份前四年及调查年份当年共五年期间的平均 犮犌犚犘 ，得到的指标取对
狆
数后进入分析。
在分析个人幸福感时，本文的模型包含了大多数幸福感研究涉及的
基本控制变量：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已婚与否）、当前未就业、 ９ 是否为
流动人口（居住在城市户口为农业）、年龄、年龄平方和性别。另外，对于
中国居民幸福感的研究也发现了党员身份（ 犃 狆狆 犾犲狋狅狀犪狀犱犛狅狀 犵２００８ ）和居
，
住地点（城市还是农村）对个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犅狉狅狑狀犪狀犱犜犻犲狉狀犲 狔 ，
２００９ ； 犅狉狅犮犽犿犪狀狀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９ ；张军华， ２０１０ ； 犓狀犻 犵 犺狋犪狀犱犌狌狀犪狋犻犾犪犽犪 ，
２０１１ ）。因此，我们也在分析中纳入这两个变量。
表 １ 是各调查年份变量分布情况。首先，我们观察到幸福感呈现
上升的趋势，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１ 年，中国居民的平均幸福感水平上升了将近
２０％ ，虽然在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经历了小幅下降，但整体上仍然呈现上
升趋势。然而，要把这种上升趋势概化到更长的时期可能要特别小心。
事实上，如果将观察周期向前移动 １０ 年，则会显示非线性的特征。
图 １ 同时描绘了时间跨度更长的 犠犞犛 和较短时间的 犆犌犛犛 中主
观幸福感的趋势分布，说明了这种长期和短期的差异。中国居民的幸
福感经历了先降后升的过程，拐点位于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 年，而 犆犌犛犛 包含
的调查时 间 正 好 是 这 个 犝 形 趋 势 的 上 升 阶 段。 因 此，基 于 犆犌犛犛
（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３ ）的分析如果证实经济增长对幸福感增长有显著影响，则
有可能是因为数据所涉及的时期正好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而我们所
展现的只是短期影响，因而不能作为对“幸福感悖论”的证伪依据。而
如果我们发现，即使是在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也并没
有提高平均幸福感，那么就可以作为证实“幸福感悖论”的有力证据。
相应的，各省的人均生产总值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尽管最后两年的
差异不大，可能是由于各省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在同一时期也有所提高
的缘故。
图 ２ 分别描绘了平均幸福感水平和中国人均 犌犇犘 在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间相当一致的上升趋势，暗示如果我们将中国看成为一个同质性的
整体，就可能会得出经济发展有利于幸福感上升的结论。事实上，刘军强

９． 与失业有所不同，“当前未就业”指那些“曾经有工作，但目前为无业”的人，因而可能包括
退休人员以及曾经工作过的家庭妇女等。笔者感谢匿名评审人对这一点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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