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9 - 《社会》2016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３

三、数据、变量与分析策略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调查”（ 犆犺犻狀犪犔犪犫狅狉
犉狅狉犮犲犇 狔 狀犪犿犻犮犛狌狉狏犲 狔 ，简称 犆犔犇犛 ） ２０１２ 年的调查。 ２０１２ 年是该项目
的第一次调查，在中国 ２９ 个省市（除港澳台、西藏、海南外）成功完成村
居问卷 ３０３ 份，家 庭 问 卷 １０６１２ 份 和 劳 动 力 个 体 问 卷 １６２５３ 份。
犆犔犇犛 调查聚焦于中国劳动力的现状与变迁，调查内容包括受访者的
教育史、工作史、迁移史、健康、社会参与、经济活动、基层组织参与等。
尤其是对受访者家庭成员的工作史的调查，为本文分析多代职业流动
状况提供了数据支持。以户主为主线，问卷追溯了其祖代的最后一份
职业、阶级出身、教育程度，其父代在不同时期的职业类型，以及被访者
的工作史等。
本文使用孙代的初职作为研究对象，而祖代与父代皆使用的是其
最后的职业类型。之所以使用被访者的初职而不是现职作为分析对
象，主要是因为相同世代初职的入职时间相近，某一特定时期的市场结
构 只 影 响 世 代 的 初 职 获 得，这 样 时 期 效 应 和 世 代 效 应 相 互 重 合
（梁玉成， ２００７ ），与转型时间有关的效应简化为年龄效应和世代效应
（ 犃犆 ）；而现职的获得还存在一个代内流动的问题，受初职获得以及流
动时的时期效应的影响，还存在年龄—世代—时期效应（ 犃犘犆 ），这就使
得研究需要使用更复杂的模型（如 犃犘犆 模型）分离出年龄效应、世代效
应才能进行时期比较。但是， 犆犔犇犛２０１２ 数据并不是面板数据，并不适
合进行 犃犘犆 模型分析。理论上，以个体的最终职业成就作为分析对象
是最理想的，这样更能真实地反映代际流动的模式和效应。而使用初
职作为分析对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初职并不能反映个体的流动
经历、劳动力市场的制度设置等对多代流动过程的影响，无法判断这些
制度因素和个体流动因素是否会改变多代流动的模式以及增强或降低
多代流动的效应。初职中存在的多代继承模式和效应在终职或者现职
中可能并不存在，当然也可能更为明显，对此的理论解释和流动机制的
分析也可能不一样。虽然初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初职获得在一
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社会的流动模式。因此，考虑到初职分析的可行
性、便利性和数据本身的局限，本文选择被访者的初职作为分析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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