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8 - 《社会》2016年第3期

多代流动效应：来自中国的证据

予各种庇护和照顾（李煜， ２００９ ）。白威廉（ 犘犪狉犻狊犺 ， １９８１ ， １９８４ ）收集的
大陆向香港的移民数据，以及布劳等人（ 犅犾犪狌犪狀犱犚狌犪狀 ， １９９０ ）对 １９８６
年天津数据的 分 析，都 支 持 这 种 观 点；另 外 邓 忠 和 特 雷 曼 （ 犇犲狀 犵犪狀犱
犜狉犲犻犿犪狀 ， １９９７ ）利用 １９８２ 年人口普查数据对男性在教育成就方面相
关性的研究后发现，尽管父代的特征对教育程度的影响在持续减弱，但
是这种减弱是短暂的，持续的减弱是由于社会结构变化和市场化造成
的。但是也有相反的发现，周雪光等人（ 犣犺狅狌 ， 犲狋犪犾． ， １９９８ ）的研究认
为，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如理论预期的那样增加社会的流动，或者社会
主义改造对社会流动的增加只是暂时性的；李路路（ ２００３ ）利用 １９９８ 年
北京、无锡和珠海三个城市的调查数据也发现，中国城市社会中的阶层
流动模式是以再生产为主要特征的，且这种再生产的特征在社会转型
的前后得以延续，即社会转型前后代际关系模式没有显著差异。最新
的一项研究则发现，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总体流动率逐步上升，但在各
个时期内代际流动的主导模式都是代际继承，由此认为未来中国存在
阶层固化的可能性（李路路、朱斌， ２０１５ ）。然而遗憾的是，这些研究都
局限于两代，中国代际流动是否由两代扩展到三代并没有得到重视。
回顾以上的研究结果，本文发现研究者要评估社会转型对社会分
层与流动 的 影 响 变 得 很 困 难。康 文 林 和 李 中 清 （ 犆犪犿 狆 犫犲犾犾犪狀犱犔犲犲 ，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１ ）认为，在扩大家庭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目前聚焦
于两代的社会流动研究应该将关注点向更大的亲属网络扩展。他们的
研究采用辽宁省历史户口登记数据与现代的当地人口回顾性数据相结
合的方法，从血缘亲属群体的视角分析了代际流动，研究发现，尽管建
国以来辽宁地区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发生了多次具有深远意义的
变革，但是这些变革并没有对社会分层与流动产生太大的影响，其惯例
和范式变动不大，当地社会表现出非常强的持续性。他们认为这种持
续性的背后机制是同世系中的知识、行为、倾向以及其他无形资产的传
播，这些无形资产使得人们在不同的环境中都能取得成功。
基于上述梳理，考虑到多代的影响，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所经历的急
剧的社会变迁，这种多代流动效应是否存在于中国社会？如果存在，多
代流动的基本模式是什么？职业地位获得的机制是什么？不同出生世
代的多代流动模式是一样的吗？缘于此，本文的任务就是利用大型调
查数据检验中国的代际流动是否存在多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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