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1 - 《社会》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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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2016 · 3
并,形成高级非体力劳动阶层(管理工作者和专业技术者)、一般非体力
劳动阶层(办事人员、企业白领和非体力一般技术工作者)和体力劳动阶
层(主要包括农民和其他体力非技术职业)。理论上,有足够的数据支撑
的话,分类越详细越有助于文章的分析。但由于受调查数据样本规模的
限制,为了避免各代的职业阶层分布频数出现过多的零值,从而造成分
析结果的不稳定性,本文将采用前述的三阶层划分法:高级非体力阶层
( Ⅰ )、一般非体力阶层( Ⅱ )和体力劳动阶层( Ⅲ )。
2. 世代与变迁
研究中国的代际流动与社会分层,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中国
社会所经历的转型。如何在统计上测量社会转型或社会变迁,目前尚
未有非常有效的方法。一个通常的做法是用时期变量衡量社会变迁的
不同阶段,即把社会变迁或制度转型的“时间”作为最重要的变量之一
(李路路, 2003 )。在典型的市场转型研究中,学者们通常将转型的过程
划分为不同的时期,以区分市场化改革和现代化(工业化)的效应,制度
转型或社会变迁的分界点的选择则各自存在细微的差异。另一种方法
是采用世代划分的方法,对不同的世代进行比较。因为相同世代的人
们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差别不会太大,经历着基本相似的社会
历史事件。为了比较在社会变迁的不同阶段三代的代际流动模式及其
职业地位获得的机制,本文根据孙代的出生年份划分为五个世代:世代
1 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出生者( 1940 — 1949 ),世代 2 出生于 1950 年至
1959 年,世代 3 出生于 1960 至 1969 年,世代 4 出生于 1970 至 1979
年,世代 5 出生于 1980 年到 1997 年。 2 考虑到样本数量, 3 本文选择十
2. 之所以把 1990 年及以后出生的样本与出生于 1980 — 1989 年的样本合并成一个世代,是
因为在调查时点( 2012 年其年龄小于等于 22 岁)大部分“ 90 后”还处于大学、高中甚至初中的
学习阶段,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的人数较少,考虑到样本量、问卷信息的有效利用以及两个世
代成长环境的相似性,本文将这两个同期群合并为一个世代。
3. 关于本文的样本量问题,总体上最早的出生世代(即 1940 — 1949 )样本量较少。本文认为
这种样本量的减少更可能是随机性缺失而不是系统的。在样本中,世代 1 ( 1940 — 1949 )中有
大量的人没有完成劳动力个体问卷,原因是他们年龄较大,大部分人已经不在劳动力市场,在
问卷设计上,已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这群人是不用做个体问卷的,故而无法知晓他们的职业状
况。在 10612 个户主中,出生在 1940 年及以后的个案数为 9865 个,其中回答了劳动力个体
问卷户主 8457 个。从样本比例来看,回答了劳动力问卷的全部户主样本与本文的分析样本
在各个世代的分布比例基本是一致的,因此,本文认为最后进入分析的样本的缺失值是随机
的。最早的世代 1 样本量为 298 个,但相对来说样本量已经足够,其后的四个世代样本量都
在 900 以上,故而本文认为样本量并不会影响后续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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