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5 - 《社会》2016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３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进路从国家权力大包大揽的“总体性支
配”走向以行政科层化、市场化为依归的“技术治理”。技术治理旨在将
各级政府行为纳入法治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之中，依靠行政吸纳政治的
办法来确立公共合法性的基础（渠敬东、周飞舟、应星， ２００９ ）。在基层，
这种治理逻辑的转变突出表现为国家惠农资源在输入基层过程中，标
准化、规范化、程式化的治理技术取代灵活的、非正式的、乡土化的治理
技术，直接对接到农户的直接治理取代以代理人监控为核心内容的间
接治理（田先红， ２０１２ ）。但在实践层面，技术治理在规范基层治理组织
权力运作的同时，也在弱化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陈锋， ２０１５ ）。换言
之，技术治理旨在规训行政权力，但作为治理对象的乡村社会自身的非
规则化和非标准化又难以回应技术治理的要求，从而导致国家（政府）
与村庄社会之间的连接纽带发生变化。“新代理人”的出现正是这种变
化的集中体现。
“ 新代理人”主导下的乡村基层治理呈现出多重悖论组合的矛盾：
一方面，基层正式治理组织的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弱化，难以满足乡村
社会的治理需要，另一方面，村治主体却在不断扩充利益空间，获取大
量利益；一方面，国家（政府）出台大量的制度章程，旨在通过制度化手
段理顺基层治理体制，另一方面，这些制度却因水土不服难以落地，资
源分配权的上移与强化在遭遇多元化的乡村社会时，催生了大量制度
外行为（李祖佩， ２０１５ ），基层治理实际与规则之治相去甚远；一方面，旨
在增进公共福祉的国家惠农资源输入乡村，另一方面，资源输入并没有
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反而陷入内卷化的历史怪圈。
正因如此，如何理顺国家、乡村治理组织（村治主体）与村庄社会三
者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克服乡村基层治理困境的关键。如果考虑到国
家资源反哺农村这一现实，那么，理顺三者关系的核心在于强化国家与
村庄社会对乡村治理组织的有效监督，使其既能够积极作为，又能不偏
离制度化要求。这中间，国家与村庄社会两者缺一不可，简单依靠国家
技术治理的单向度推进会带来村庄社会的缺位，而村庄社会的在场又
需要国家制度的支持。从根本上讲，国家惠农资源的公共性特征与村
庄社会的公共诉求是契合的。换言之，在资源下乡过程中，国家与村庄
社会两者的利益是一致的，而这将为国家与村庄社会共同发挥有效监
管提供可能和机遇。当然，如何从理论和操作层面对这一问题做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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