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3 - 《社会》2016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３

代理人体制的失败。新中国成立后，村治主体被整合进正式治理组织
（村级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中。正式治理组织作为国家在基层的代
理人，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资源汲取和基层社会秩序维系的目标。
但在具体治理实践中，政府的行政涉入和制度设置以及村庄社会结构
的变迁带来了村治主体在治理机制和治理绩效上的差异性。
通过对不同村治主体的分析，可以思考代理人体制的基本特点。
首先，委托方与代理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一直是代理人体制难以克服
，
的问题（ 犑犲狀狊犲狀犪狀犱犕犲犮犽犾犻狀 犵１９７６ ），由此所带来的基层治理遭遇政府
行政介入时的不适应，村治主体行为难以有效监管以及村庄社会诉求
反馈不畅等诸多问题，在上述各种类型的村治主体治理中均可发现。
其次，从村治主体的权威来源看，国家正式权威的授予与对村庄社会诉
求的满足是村治主体权威来源的重要方面。换言之，村治主体的权威
来自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面。再次，从治理机制看，代理人体
制同时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行为及地方社会结构（吕德文， ２０１３ ），而具体
到村治实践中，这一点表现为村治主体在权力行使（孙立平， ２００１ ）、规
则动用（狄金华， ２０１５ ）等方面的综合运用和策略援引。
行文至此，“新代理人”中“新”的层面也就清晰了：第一，受制于后
税费时期基层政府的“悬浮”及其与村庄社会的疏离，“新代理人”的权
威来源侧重于对项目进村中村庄社会项目诉求的满足。第二，地方政
府行为与村庄社会结构不再构成村治主体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地方政
府在项目指标供给中的非均衡性，充其量只是“新代理人”上台的结构
性背景。增量逻辑之下，村庄社会对于“新代理人”的产生和行为规制
也无法再发挥作用。第三，对国家与地方伦理价值、权力禀赋和政策规
范的综合运用和策略援引，不再是“新代理人”治理实践的主要方式。
援引村庄外部资源，进而实现利益的选择性分配，即利益分配而非伦
理、权力和规范的综合运用，构成“新代理人”治村的主导机制。
当然，“新代理人”与代理人体制并不是完全割裂的。“新代理人”
表现出的上述“新”特征是既有代理人体制在当前国家与村庄社会关系
变化以及项目制基层实践综合影响下的具体表达。“新代理人”作为国
家和政府代理人的身份仍然存在，仍然在发挥政策执行功能。代理人
体制的固有矛盾———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监管难题———仍然适用于对
“新代理人”的理解。但必须认识到，在基层政府“悬浮”和村庄社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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