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3 - 《社会》2016年第1期

嘉绒藏人的房名制、内婚制与改土设屯

者可比。但番众皆系曾与官兵打仗之人，此时难以分其所犯
轻重，且其抵抗官兵固属可恨，而原其所以坚守，尚知各为其
主，亦复可矜。况为数过多，又系投降乞命，若不法外施恩准
其纳降，又何以昭天朝宽大之德，而全彼辈之余生也。若尽予
骈诛，实觉心有不忍。惟其中大小头人及其眷属自不便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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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处，应照前此平定准部时所有台吉、宰桑、德木齐等概行移
徙例妥为办理，但须趁官兵未撤时即为查明，于八旗及吉林、
索伦兵凯旋之便，令其分队携带押至京城，再行酌量安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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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各处降番若移于他处编管，未免人多费事，伊等俱系娴于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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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人，两金川又有可耕之地，现在凯旋后，两金川地方立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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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营，添设提督、总兵等官，足资弹压，其应办善后事宜内，原
有随处耕屯之议，莫若即用此等降番就所在垦耕安业，尽力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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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各有将弁管束，久之可消其桀骜不驯之气，而令其交粮，亦
省 川省运粮之劳。（清高宗实录，卷 １０００ ，乾隆四十一年正月
丁丑条）
根据这道谕旨，临近清军胜利才出降的大小头人及其眷属被带到
北京，在香山脚下定居下来，形成北京西山番子营（陈庆英， １９９０ ），其余
则分散到河东和河西两地，与居留此地屯垦的绿营兵交错而居，垦耕安
业。另外，对于在战争进行过程中不断投降的“番人”（嘉绒人），皇帝因
为担心他们“反复无常”的性格会再次倒向金川土司一边，造成清军的
损失，所以曾将其迁离他们世居的寨子，分散在周边土司的辖地，由在
战争中与国家合作的土司代为管理。乾隆四十一年（ １７７６ 年），皇帝下
旨将他们迁回，同样也定居在河东、河西两地（张羽新， １９９４ ： １２４ ）。
这样，除了留守绿营兵的屯田，政府对金川的“番人”（嘉绒人）也采
取同样的屯田制度，在大金川河东西两岸形成河西与河东两个嘉绒人
的“番屯”。对于如何选择官员管理“番人”（嘉绒人），阿桂建议乾隆皇
帝选择那些较早投降清军，奋力对抗自己土司的头人。乾隆四十一年
三月十二日（ １７７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阿桂“拣派出力头人管理投番屯粮”
的奏折上报到军机处：
至浞侵地，除官兵耕种外，查有日尔底头人丹比西拉布、
章杂寨头人得洛思达拉上年投诚，屡在前敌打仗。又，达尔卓
克寨头人色木里雍中率六寨番民同时投顺官兵，因得直抵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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