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4 - 《社会》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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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６ · １
部制度是共产党执政体系的重要制度基础，共产党又是保障干部制度
成功运转的重要变量。其互为因果的机制塑造了干部精英群体将内部
动力与外部动力融为一体的使命政治，这一使命政治铸就了中国道路
的有效性和独特性。
三、结语
中国国家治理的秘密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本文无力解决这一
宏大的问题，故以聚焦于地方和基层治理的秘密来替补。毫无疑问，古
代中国地方与基层治理在当代中国的延续、继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其中，官吏分途作为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人事制度安排，依然具有其延
续性和再生性。中国地方和基层治理中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
体的三分，与官吏分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在中国当前的“编制硬
约束”制度下，官僚群体和派生群体在中国地方和基层治理中基本上成
为一个“常量”，而雇佣群体成为一个“变量”。结合周雪光在中国地方
和基层治理中提出的层级分流模式和我们提出的群体三分模式，我们
认为决定地方和基层治理绩效的因素实际上可以浓缩为两个：一是官
僚群体中进入层级分流序列的那部分干部或精英，二是真正将公共政
策落实到每一个家庭的雇佣群体。一方面，进入层级分流的极少数干
部群体是地方发展和基层治理的引领者和决策者；另一方面，雇佣群体
的规模和数量则是社会稳定、政策落实、强化国家与社会交接和贯通的
决定性因素。同样，如果进入层级分流的那一部分少数精英群体在素
质和远见上出了差错，雇佣群体缺乏有效的激励，且在规模和数量上难
以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那么，地方和基层治理的问题也就层出
不穷了。
表面上，本文是作为对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
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的一个回应与补充，实际上，在其背后是
则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的一种对话。本文提出群体三分是更接近官
吏分途的延续者与变异者。层级分流与群体三分，共同构成了地方和
基层治理的两大主干。本文对地方治理群体复杂性和交互性的关注，
与周雪光的研究思路是一致的，因为两者都摒弃了把地方和基层政府
视为“均质理性人”研究传统。本文进一步提出，官吏之间在数量和规
模上的不对称与目前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在数量和规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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