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3 - 《社会》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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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官吏分途”到“群体三分”:中国地方治理的人事结构转换及其政治效应


   在奉行地方自治和联邦制的国家中,人们对基层政府的信任程度往往
   胜过对高层政府和联邦政府的信任程度。与之相反的是,在奉行单一
   制和中央集权的国家,人们对高层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会胜过
   对基层政府的信任程度。其部分原因是因为地方民众认为作为上级派
   出者的干部是难以对下负责的。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有的地方因为
   在 13 年中更换 8 个市委书记,不仅丧失了经济发展的机遇,也加剧了
   来自社会的不信任,地方治理的质量也随之下降。政党理论认为,政党
   一方面是社 会 孕 育 出 来 的,与 此 同 时,政 党 也 是 社 会 认 同 的 型 构 者
   ( 犅狅犻狓 , 2009 : 503 )。因此,一党执政体系要想在政党吸收国家和国家
   吸收政党这一双重过程中避免成为一种一元系统(萨托利, 2006 : 70 ),
   就必须把政党—社会关系纳入到执政体系中来。从干部制度的角度来
   看,它必须要对地方官员任期长短和地方治理的相关性进行科学研究,
   从而能够有效地进行制度设计以克服上述不良影响。
       其次,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任何政权持续的时间越长,其内
   部既得利益集团抵制新的社会精英进入政治舞台的愿望也就越强烈,
   这对我党的治国方略和执政方略都将提出崭新的挑战与要求。将考试
   制度与发现机制、培养机制结合起来,已经成为一些省市吸纳精英的途
   径,这样的尝试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最后,在金字塔型的政党国家体系之中,上层职位的稀缺性必然导
   致很多干部精英并不能获取晋升的机会,如何在名望、工资、待遇等方
   面平衡职位获取者和职位晋升无望者的关系,也关涉干部制度之动力
   的开发和执政基础的稳固,因为获得预期收益是当代所有国家官僚制
   得以运转的一个基本动力之一。
       总之,任何制度最终都要落实到对越轨行为的约束、消极行为的剔
   除以及积极行为的激励这三个方面上来,干部制度尤其如此。因此,为
   干部制度注入灵魂,开发干部制度的动力,提高干部精英的净化程度,
   强化使命政治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重线路上的贯通力度,对
   于巩固执政基础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总之,改革开放时期干部精
   英的使命意识和现代化努力越强,中国现代化的程度就越高,执政基础
   就越稳固;共产党为干部制度注入的价值资源越丰厚,克服干部制度之
   弊端的成效越高,现代化成果的保障力度和拓展力度就越大,执政基础
   也就越稳固。因此,干部制度与共产党执政方略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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