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3 - 《社会》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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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各种介入方式，让具有不同特质的人口群体都能在社会中享有公
平与自由的权利，这样的逻辑是当代福利哲学讨论的主题，并非单纯的
个人自由主义传统的论述可以解决。
社会对身心障碍人口的政策通常不外乎几种，比较常见的模式是
采取现金补贴形式，主要的理由是身心障碍人口的花费比一般人口高。
这个政策及其背后的效益主义原则是最常见的政府介入方式。效益主
义者认为，如果采取外部补贴方式，意即多给一份额外的补助或补贴，
身心障碍群体与一般人口就可以在较为公平的基础上享有公共资源
（ 犅狌狉犮犺犪狉犱狋 ， ２００４ ）。在福利国家的逻辑之下，这种手段通常是最为常
见的方式（ 犠犪狊狊犲狉犿犪狀 ， ２００１ ）。例如，台湾地区身心障碍者使用公共交
通工具采取半票补贴方式，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补贴身心障碍者使
用交通工具的费用，主要的着眼点是他们外出使用这些公共交通工具
的困难度比较高，且并非所有公共交通工具都配备了无障碍设施，因
此，社会采取费用补贴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达到协助身心障碍团体参与
社会生活的目的。
就政治哲学的观点而言，上述补贴能否真正达到公平的目的与结
果呢？这样的补贴会不会增加其他人口的负担，或这样的补贴是否可
以得到社会其他人口的同意，产生共识（ 犠犪狊狊犲狉犿犪狀 ， ２００１ ）？通常，如
果由政府税收支出的话，引起的反对声浪会比较小，但是如果由提供交
通工具的私人部门负担，则会引起较大的争议。因此，在维护个人自由
主义不遗余力的人看来，政府补贴本身也代表市场机制受到扭曲，政府
力量介入了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搭乘交通工具的行为。这样的看法也
是美国在通过《美国残疾人法案》（ 犃犇犃 ）后，需要再度修法的主要原因。
犃犇犃 的修正案明确界定了各级政府与私人部门的角色，以降低原本的
灰色地带，更 好 地 保 障 身 心障 碍者 的 公 共 参 与 权 利 （ 犗犱犲犮犽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０ ）。依据美国的经验，自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实施 犃犇犃 法案以来，最
困难的部分就是公共场所设施改善的政策与费用成本的考虑（ 犗犱犲犮犽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０ ），此次修正案可以说是补充完善了这一部分内容。
对待社会不同人口的能力差异的另外一种公共政策做法是采取保
障手段。这样的手段在就业政策中比较常见，例如日本、德国和台湾地
区都采用强制性定额雇用政策，强迫公、私部门雇用一定比例的身心障
碍者，违反规定者需要缴纳罚款。这种采取外部强制规范的做法，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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