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8 - 《社会》2015年第4期

“燕京学派”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及其应用

单纯依靠社区研究来解决整体中国的整合问题，就会变得更加艰难。
反观当时的研究，对燕京学派而言，知识社会学相比社区研究仍是
更为基础的，这使得燕京学派能够开拓出对中国进行整体研究的大格
局；并使他们能够广泛涉及汉人社区研究、边疆研究、海外研究，其主题
囊括了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社会与国家等众多领域。今天民族学、社
会学和人类学三科孤立的状况，无非是国家体制对学科拆分的结果，实
际每个学科负责不同的微观研究，而它们的知识基础都有燕京学派的知
识碎片。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在总体问题上没有突破，那就仍旧是在燕
京学派所提出的问题框架下进行重复劳动。有研究指出，燕京学派的民
族研究其实是一种民族学化的社会学，它受英美的影响，对科层权威的
中间形态相对宽容得多；而当时国民政府支持下的中研院民族学，则主
要基于历史学和民族史的视野，故更倾向于中央集权（王铭铭， ２０１０ ）。但
是，就对民族国家的共同追求而言，这两者的差异其实很微小。
中国的整合或者说国家理论是中国社会科学自诞生之日便困扰不
已的问题。基于前述三位学者在知识社会学问题上的不同取向，我们
得以看到燕京学派国家理论的丰富性。吴文藻期待新教国家那样的理
性的现代化国家，认为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费
孝通最终认为，基于文明结构的国家形态，应保留对非理性结构的宽容
和开放，因为国家理性的承担者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民间社会，吴文藻所
设想的从国家贯穿到个人的控制不可能实现，也不应该实现。
李安宅推进了这种国家理性的开放度。他认为，中国的国家观念
是不同知识版块的结合，而我们受西方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迷惑，以为他
们的西方知识体系是特别主要的部分而贬低其他知识体系，这本身是
荒谬的，我们只能基于原有的知识结构，来结合并配置现代西方的知识
论。具体而言，过程大概并不会像费孝通所设想的那样必须先通过儒
家知识体系的转化才能实现，相反通过佛教知识体系的转化或许更为
可行。他通过对藏传佛教知识体系的梳理，指出其知识的核心部分是
个体高度理性化的哲学，对世界与社会已经有成熟的思考秩序。这可
能引申出一个有趣的提问：佛教社会的现代化是否不必以乡土工业为
起点，因为它本身对现代性的追求已经很高；如果现代性有一种发展序
列，它其实应该在我们之前而非之后？
韦伯关于亚洲宗教性格和中国宗教的讨论，与燕京学派寻求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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