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6 - 《社会》2015年第4期

“燕京学派”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及其应用

传佛教社会研究反观费孝通的乡土社会与绅士研究，可能有助于促进
我们对汉人知识分子的反思和理解。若与前述相对照，费孝通所关注
的绅士的知识来源便更为清楚，它们未必如费孝通所想，从乡土社会中
产生；可见知识分子有自身的精神追求，也不只是讲经世致用。另外，
李安宅所涉及但未深入的活佛，明显是费孝通未及考虑的官僚制度问
题；而费孝通所讨论的土地制度问题对于社会整合的影响，则是李安宅没
有看到的。两人缺失的方面恰好为我们提示了未来应当进一步研究的
方向。
李安宅所讨论的重点，并不在于揭示藏传佛教发展历史的细部，而
在于通过对其知识史大线条的梳理表明：（ １ ）佛教社会通过知识的区分
和占有来造成社会分类，这点与费孝通所讨论的汉人社会性质一样。
这显示出中国文明的性格是以知识人为主导的。能与这种文明结合的
部分，需要提供相应的知识论，才会被这个文明所承认。所以中华民族
的多元一体格局本质上可以视作一个知识格局。（ ２ ）以知识分子为主
导的无论是宗教类型还是礼教类型，都有与基层社会结合的部分，但是
这一部分的结合能力不是来自基层社会自下而上的动员，而是来自这
种知识类型与王权的结合关系，以及知识内部的革新能力。简言之，知
识在宫廷中的角色决定了它在整个文明中的等级。

五、比较与继承———知识社会学是否可以开启中国研究的
新问题？

在燕京学派的研究中，知识社会学更多地是被作为研究角度而非
具体学说来理解的。从吴文藻开始，根据知识的来源，实际区分了基于
知识分子的愿景和基于社会的精神这两种知识。他的边政学主张表
明，他所关心的是知识分子的愿景，而对社会的精神是存而不论的，因
为后者涉及社会本身形成的历史与组织结构特点，并非经济和政治所
能完全覆盖，所以他没有真正处理这个问题。费孝通一开始也关心知
识分子的 愿 景 如 何 实 现，比 如 其 江 村 经 济 研 究 的 主 要 对 象 费 达 生、
郑辟疆等都是这一类型的新绅士。到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时候，他涉及
的皇权与绅权，仍是在讨论旧的绅士。这类绅士是乡土社会的精神承
担者，他们 半 镶 嵌 于 传 统 社 会 结 构 中，构 成 政 治 结 构 的 中 间 环 节。
费孝通在这时候开始对社会的精神产生研究兴趣，并意识到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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