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2 - 《社会》2015年第2期

“无声的革命”：被夸大的修辞

级的中间派和右派没有实行区别对待，对学生本人的进步注意不够，很
多学校规定的机密专业的数量太大，范围太广，过分限制了资产阶级子
女入学。该报告指出：“对于资产阶级子女看重本人的表现，如果他们
的政治、健康条件合格，学业成绩达到了规定标准，就应该和其他人一
样考虑录取，不要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子女，就对他们有所歧视而不录
取”（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１９８４ ： ２９６ 、 ３１０ ）。然而，在强调阶级路线的
氛围中，家庭出身始终是决定大学教育机会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个时
代的亲历者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政策是，在培养人、使用人时，要贯彻
‘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阶级路线。阶级路线的三句
话中，‘有成分论’是前提，是有形的、实在的；后两句则是虚幻的……
‘四清’运动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阶级路线贯彻得也越来越严
格。凡出身不好的人都会被直接告知，不要幻想参军入伍；不要期望上
名牌大学，报某某专业；不要企图留城工作；更别妄想进大机关和科研
机构”（王祖锷， ２０１２ ： ２２９ ）。
第三，招生资格被剥夺的是被认定的坏分子。 １９５３ 年，高等教育
部发出“关于投考高等学校学生的政治审查问题的通知”，规定有以下
情况者不准报考：现被管制分子；反革命分子和现行破坏活动分子；确
因反革命以及品质恶劣而被国家企业、机关、部队或高等学校清洗或开
除的分子。 １９５８ 年，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规定对反革命
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品质恶劣的分子及其他坏分子，都不予录
取（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 １９８４ ： ３３７ ）。如果真是反党反社会的罪犯，剥
夺其包括教育资格在内的公民资格倒也不足为奇；问题在于当年用阶
级斗争视野认定的坏分子究竟有多少属于今天所认定的应该剥夺公民
教育资格的罪犯呢？
李文胜（ ２００３ ： ４２４ ）根据北京大学档案材料，分析了 １９５７－１９６５ 年
间北京大学新生家庭出身情况。从图 １ 看到，在强调阶级斗争的氛围
中，对劳动人民子女教育权利的保障，是以强行限制和剥夺剥削阶级子
女的教育权利为代价的，实行的是一种“阶级内的平等”。随着阶级斗
争的升级，它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歧视性的“阶级路线”政策，阶级成分
和家庭出身成为衡量个人政治先进性的重要标准，严重打破了公民教
育权利的平等，打击、压制了许多有求学渴望和学习能力的青年学生，
并直接导致了“文革”中的“血统论”（杨东平， ２００６ ： 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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