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0 - 《社会》2015年第2期

“无声的革命”：被夸大的修辞

收的 １５ 万名本科生的数据的分析。就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阶层而
言，在这 ５０ 年间，按照作者的统计，以学生父亲的职业为基准，北京大
学 １９５２－１９９９ 年的新生中有 １５．０１％ 是农民子女，苏州大学的农民子
女则达到 ２５．３７％ （第 １０５－１０６ 页）。
数字既是雄辩的，有时也是苍白的。我们固然可以感受到这些数
字所传达出来的力量，却又不禁要问：在这些赫然的数字背后被遮蔽的
社会事实是什么？被抽离的历史脉络又是什么？“农民子女”身份在中
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结构中，具有的意义是什么？究竟是哪一部分农民
子女，以何种方式获得了精英化的高等教育？这一制度能否得以延续，
并使不同世代的农民子女受惠于此呢？部分农民子弟成功进入精英教
育行列，是否就意味着教育公平呢？
米尔斯（ ２００１ ）在批评拉扎斯菲尔德式的“抽象经验主义”时曾指
出，那种过于迷恋数据收集及研究方法本身，而忽略问题的结构情境和
历史背景的研究，是所谓“社会学的想象力”匮乏的表现。《无声的革
命》这项合作研究项目的负责人是曾经长期在美国生活和执教，横跨史
学界和社会学界的著名学者李中清。我们从该文中可以看出，作者问
题意识的其中一个源头是对美国精英高等教育的开放性较低的不满。
但我们惊讶地看到，李中清作为社会科学史研究的重要倡导者，他所主
持的这项中国高教史研究却似乎拒绝深究历史，而只是将 ５０ 年叠加的
数据摆在读者面前，以证成其“无声的革命”这样宏大的结论。而如果
把中国当代史纳入进来，将所谓的“大数据”展示在中国教育制度的历
史脉络中，我们又能看到什么呢？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结构及教育政策在改革开放前后有着相当大
的变化。用 ５０ 年累加的数字来论证，首先掩盖了那些对理解中国教育
公平至关重要的社会变迁。其实，作者的数据清晰地表明，农民子女入
学的上升趋势主要表现在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进入北京大学的农
民子女呈现下降趋势，而苏州大学的农民子女比例也基本不再增长。
这本来是两种不同的增减趋势，却都被作者化约在 ５０ 年里的“一场革
命”的结论中。
当然，作者在数字上并没有掩饰对这些不同阶段的差异的诠释。
他们在给出一些总体数字的同时，也分别给出了改革开放以前与改革
开放以后的数字。但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揭示出这些数字背后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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