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1 - 《社会》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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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逻辑,虽然,这些抽象数字本身所能呈现的,仅仅只是一部历史感
薄弱的学生来源“标签化”数据的变动性罗列。比如,作者在文中指出,
在“文革”前,贫下中农子女进入精英大学的比例不断上升,富农地主子
女的比例则大幅萎缩,到“文革”时期已经基本退出精英大学领域,中上
中农子女的比例也持续下降,只有贫下中农子女“一骑绝尘”,几乎成为
农民群体进入精英大学的垄断者(第 107 页)。那么,这种状况究竟意
味着是什么样的革命,是教育领域平等的革命吗?如果这也算是革命的
话,也许该称之为“被革命的教育”。
新中国建立后确立了“教育为人民服务、教育向工农开门”的基本
方针。然而,“人民”并非同质性的概念。在“人民”的概念中,不仅有积
极分子与落后分子之别,更有工农家庭出身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之分。
即使拿“工农”这个概念来说,也是非同质性的。“工人”可以说是一块
响当当的身份招牌,而“农民”则是一种成分混杂的说法。在改革开放
前,人们更多的是用阶级论的视角切分出两个概念:“贫下中农”与“地
主富农”。工人与贫下中农构成劳动人民,而地主富农与资产阶级构成
剥削阶级。在当时,凡是将“工农”并提在一起的,其中的“农”都特指贫
下中农,而绝非今天一般意义的“农民”。
这种身份差别体现在各个方面,就高等教育的招生对象的资格而
言,可明确区分为优先、限制与剥夺等不同的待遇。
第一,享受优先录取权的是工农子女。 1953 年起,高等学校在招生
中规定,当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产业工人、革命干部等考试成绩达到所
报考系科的录取标准时,优先录取。 1964 年,对工人、贫下中农及其子
女、退伍士兵和劳动知识青年,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当他们
的考试成绩达到报考学校的最低要求时,优先录取。 1965 年的“高校招
生办法”中规定,对于政治思想好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产业工人、贫下
中农、烈士子女和学生干部,当他们的考试成绩与其他考生接近时,优先
录取(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1984 : 380 )。正是由于这一优先录取权的保
障,才使高校学生中工农成分的比例逐年增加。 1953 年工农家庭出身以
及本人是工农成分的新生,占到新生总数的 27.39% , 1958 年上升为 55.
28% , 1965 年又上升为 71.2%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 1984 : 338 )。
第二,招生受 到 限 制 的 是剥 削 阶级 子女。 1961 年 教育部党组 在
《关于资产阶级子女升学问题的报告》中承认,在招生工作中对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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