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3 - 《社会》2015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２

量在于以拯救文人精神危机的方式来巩固礼乐政教秩序。因此，从这个
层面上来讲，以刻画士人思想与民情经验之间关系为出发点，对晚近社
会重建进程的考察，意在揭示社会变迁背后由士人“以学致道”所承载的
制度精神，而不是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同光时期帝制国家借助文人所掌握
的知识权威重新获取了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与支配（芮玛丽， ２００２ ）。
虽然从民情效果来看，孙氏的社会改造道路最终陷入困局，但我们
仍然能从这条路径中窥探到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现代契机。这里有必
要对由这一历史基础所奠定的晚近“合群立会”思潮略加延伸讨论。
诚如上文指出的，太平天国运动开启的个体以激情之力为表征的
精神气质与传统政治社会安排之间的张力，构成中国朝向现代政治国
家社会结构变迁的内在起点，显然，这一张力并未在保守派的建制设计
中得到缓解，相反，这条路径悖谬地制造了地方社会势力不断扩充的后
果。这一后果的积极性一方面体现在，社会力量的释放、社会流动性加
强，特别反映在由士人群体构成的知识共同体自身活力不断增强，这为
社会组织形态进一步发育奠定了更坚实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民情检
验下以对人的自然气禀的规约维持礼乐政教的作法失效，意味着对新
历史时期的人心安置已经无法再退守到传统政治格局中，相反，必须充
分尊重人心自然气禀的生发才有可能实现更符合民情经验的道德秩序
安排。这里，更深层次的意味在于，以普遍个体“人格”为心性基础才能
开辟出中国现代国家政治，而戊戌前后“合群立会”思潮的勃兴恰恰表
明士人所代表的知识界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历史必然。
这一思潮进一步廓清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治的心性基础：通过复兴
佛学和诸子学（特别是墨学）以及不断融合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方式，
赋予中国人之普遍人格精神以内容。在浙江，以孙氏家学弟子陈黻宸
为代表的新史学说，即以“伦”和“文”两个概念来构造现代个体所具有
的普遍心智结构以及它所表征的社会关系结构（侯俊丹， ２０１４犫 ）。此
外，仔细考察岭南学派康有为、梁启超的“群学”思想，也不难发现“合群
立会”所依据的心性精神，即以“仁心觉识”作为心体本质，由此超越人
与人之间有差别 的 对 待，在 “群”的 生活样 态中，申 发“仁为相人偶 之
义”，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实现同体饥溺的普遍同情（康有为， １９８８ ：
１０－１１ ）。因此，以“仁心觉识”为心性本质，是激发社会联结，实现社会
团体组织生活的根本：“苟仁矣，则由一体可以为团体，由团体可以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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