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2 - 《社会》2015年第2期

民情反思与士人的社会改造行动

族”作为人的存在本质，其在精神上孤独、疏离而又漂泊的状态。这种
伦理精神的处境最终使他们彻底放弃回归到宗族传统的一切幻想，而
以“学社”作为新生活样式的起点，重新寻找安顿自己的方式。 ３５

六、余论

以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历史”视角来考察太平天国运动后的社会
改造实践，意在揭示士人群体的经学思想与民情经验之间的机制关联。
思想对社会经验的提炼和转化，构成社会改造行动的内在基础。脱离
对行动背后的社会基础和思想传统的考察，我们很容易将士人在 １９ 世
纪中叶面对社会危机时的经世作为定义为游离在中央王权之外的地方
性对抗，这种用“地方精英”行动来概括太平天国运动后的社会重建实
践，不可避免地有失偏颇。正如前文所呈现的，如同孙氏这类传统士人
所构建的“地方社会”，并非与中央王权相对立的权力角逐场，相反，它
仍然承担着对“家—国—天下”这一帝国总体政治格局的想象。 ３６

同样，我们也很难用“大传统—小传统”这样简单的二元划分来解
释士人对民情经验的理解和反思。从孙衣言那里我们看到，士人并未
将民间社会所代表的“小传统”与礼乐政教所代表的“大传统”视为并行
不悖的双行道，同时，士人也并非在简单地扮演沟通大、小传统之间管
道的角色。 ３７ 不惟民心风尚的激变深刻地影响着整体政治格局的稳定，
就连士人集团内部的危机也反映了士人自身便构成了地方小传统所代
表的民间风俗的一部分。正如孙衣言所分析的那样，意气滥觞成为一种
普遍的精神气质和社会经验，弥散到帝国政治结构中的各个层面。针对
军功进阶的泛滥对士人所代表的道统的毁灭性破坏，孙氏家学的核心考

３５． 在温州， １９ 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孙氏家学培养的弟子（多半是来自小氏族家庭的下层生
员）开始组织学社、书社并经营现代医学堂和报业组织，这批人后来成为参与戊戌变法和新政
改革的中坚力量（参见：陈谧， １９９５ ；胡珠生， １９９２ ；杨际开， ２０１０ ）。
３６． 正如李猛（ １９９８ ： ６９１ ）对地方史研究视角下的“地方精英”概念批评的那样，地方精英理论
“有过于偏重地方（权力斗争 的）舞 台，而 忽 视 了 纵 向 的 国 际—国 家—地 方 的 制 度 场 域 的 倾
向”，因而“未能发展出一套有关国家和制度的系统理论”。
３７． 余英时（ ２００３ ： １２２ ）在讨论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关系时谈到：“汉代儒家的大传统在文
化史上显然有两种意义：一是由礼乐教化而移风易俗，一是根据‘天听自我民听，天视则我民
视’的理论来限制大一统时代的皇权”。因此，在他看来，“由于古代中国的大、小传统是一种
双行道的关系，因此大传统一方面固然超越了小传统，另一方面则又包括了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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