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8 - 《社会》2019年第1期

宗法、丧服与庙制

三、余论

绝大多数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史研究者恐怕都会认同宗族是理解传
统中国社会的核心因素这一观点。而传统宗族研究往往强调其社会功
能，忽视宗族伦理本身及其人性基础。值得深思的是，现代学者对宗族
的阐释恰恰与作为历史在场者或当事人的古人截然相反。在现代学者
看来，“尊祖故敬宗”的逻辑必须被倒转，也即敬宗故尊祖。宗族的建立
是基于现实需要，而且主要是功利性需要———权力与利益。所谓尊祖，
无非是为了让宗族这一现实工具更好发挥作用而打造的意识形态。那
么，周孔、程朱和历代儒家是有意在做意识形态宣传，还是他们本身就
是这一意识形态的受蛊者？
即然后现代理论告诉我们，现代立场同样植根于意识形态，那就有
理由认真对待在场者的自我表述。事实上，古人离我们并不遥远。在
传统尚未完全断裂的民国学人中，对宗族的理解就与今天有很大不同。
比如，梁漱溟（ １９９６ ： ３０６－３０９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社
会以伦理为本位，而伦理的内核，是宗族所代表的亲疏远近的血缘关
系。乍听上去，这颇似老生常谈，但梁漱溟（ １９９６ ： ４１３ ）对这一现象的解
析却与时下主流取径颇为不同：“伦理为此一人与彼一人（原注：明非集
团）相互间之情谊（原注：明非权力）关系。方伦理社会形成，彼此情谊
关系扬露之时，则集团既趋于分解，而权力亦已渐隐。”伦理恰恰被理解
为情谊对权力的否定。
而所谓情谊的根本落脚点正是人心：“即此礼俗（引者按：伦理秩
序所依托之礼俗），便是后两千年中国文化的骨干，它规定了中国社会
的组织结构，大体上一直没有变。举世诧异不解的中国社会史问题，正
出在它身上。所谓历久鲜变的社会，长期停滞的文化，皆不外此。何以
它能这样长久不变？十八世纪欧洲自然法思潮中魁思奈尝解答说：中
国所唤作天理天则的，正是自然法其物；中国文物制度正是根本于自然
法，故亦与自然同其悠久。这话不为无见。礼俗本来随时在变的，其能
行之如此久远者，盖自有其根据于人心，非任何一种势力所能维持。”
（梁漱 溟， １９９６ ： ３４５ ）与 此 相 关，在 论 及 中 国 社 会 一 元 化 时，梁 漱 溟
（ １９９６ ： ４３９ ）同样发出了黄钟大吕之声：“设非中国古人于人类生命深处
有所见，而深植其根本，则偌大空间偌大时间，七个八个元亦出来了，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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