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3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１

模型中的作用均不显著（假设 ２２ 没有得到支持），这可能是因为该变
量不能有效地测量“认识能力”。
３． 大众媒体的影响
模型 ３ 和模型 ５ 均显示，电视和互联网的影响都很明显。看电视
的时间越长的人，越有可能赞成推广转基因大米种植，假设 ３１ 得到支
持。 １０ 互联网的作用则比较复杂，经常上网的人比从不上网的人更赞成
推广种植转基因大米，但如果过度依赖互联网获取科技信息（把它作为
最重要的渠道），反而会降低对转基因的接受度。这个结果在事实上反
映了互联网的“双刃剑”效应：既有提供更丰富信息的正功能，又有混杂
负面信息的负功能。这在事实上支持了假设 ３２ 。大众媒体的复杂作
用表明，公众对转基因的接受并非单纯的“理性选择”问题，个体用以形
成判断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选择或塑造的。在理解个人态度

时，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 犪 犵 犲狀犱犪狊犲狋狋犻狀 犵 ）功能必须要充分考虑。
４． 制度性信任的意义
由于对政府官员、科学家和国内媒体记者的信任彼此间的相关性
很强，我们在模型 ４ 和模型 ５ 中只引入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和“知晓科
技界丑闻”。结果显示，这两个变量的解释力很强，对政府官员的信任
能够显著提高对种植转基因大米的接受度，而知晓科技界的丑闻则会
显著降低这种接受度。这支持了假设 ４１ 和假设 ４２犪 ，也进一步印证
了仇焕广等（ ２００７犫 ）的发现。
为了检验其他制度性信任的影响，表 ５ 在表 ４ 的模型 ５ 的基础上，
又分别构建了对政府官员的信任（模型 ５１ ，即表 ４ 中的模型 ５ ）、对国
内媒体记者的信任（模型 ５２ ）和对科学家的信任（模型 ５３ ）的影响模
型。为简洁起见，其他变量结果在表 ５ 中北省略：
２
从 ２犔狅 犵 犾犻犽犲犾犻犺狅狅犱 和 犆狅狓犪狀犱犛狀犲犾犾犚 指标可以看出，各种制度
性信任变量中，对“政府官员的信任”的模型解释力最强。对国内媒体
记者的信任具有类似的作用，不太信任记者的人更不赞成推广种植转
基因大米（支持了假设 ４３ ），但解释强度明显低于对政府官员的信任。
对科学家的信任的影响比较复杂，解释力也更低。对科学家信任度中

１０． 由于“以电视为获取科技信息最重要渠道”与“以网络为最重要渠道”相关度较高，可能存
在共线性问题，所以模型中没有同时引入该变量。事实上，把电视作为最重要信息渠道的人
确实比其他人更容易接受转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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