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6 - 《社会》2019年第1期

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

们并没有对其进行系统性的检验，这应该成为未来实证研究的重要方向。
第三，在“风险”的建构过程中，大众媒体扮演着重要角色。大众媒
体不只是传递信息的通道，在某种程度上还发挥着“议程设置”的功能，
通过选择性的“信息供给”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作为个体的公众，一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信息选择自由，另一方面，这
种选择自由又是有限度的。因此，公众的风险感知在一定程度上也有
被“塑造”的性质。在这方面，（至少在中国）传统的电视媒体的“塑造”
功能更强。与其相比，互联网等新媒体的作用更加复杂。互联网在增
加了信息供给量（有助于增加公众对转基因的知识进而提高接受度）的
同时，又由于信息内容的复杂性和过多的可选择性，增强了部分公众的
风险感知。这表明，在风险社会中，媒体既具有对风险建构的“放大效应”
（ 斯洛维奇， ２００７ ），也在某种情况下具有一定的“缩小效应”。具体发挥
何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体提供的信息内容和形式，以及媒体
与其他社会因素的相互影响等，这也应当作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第四，在理解个体风险决策行为时，制度性信任，尤其是对政府的
信任，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在风险社会中，制度性信
任是社会系统和个体“本体性安全”得以维系的关键，虽然这种制度性
信任又始终受到“现代性的自反性”的挑战（吉登斯， ２０００ ）。在面对转
基因这样的新技术时，个体的风险感知和决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对各种专家系统（包括政府）的制度性信任。一旦这种信任下降或丧
失，个体对新技术的恐慌和排斥问题将非常突出。本文研究显示，在当
前的中国，政府官员的公信力对公众接受转基因作物的影响程度似乎
比科学家的公信力还要大。换言之，许多公众不愿接受推广转基因作
物，与其说是不信任科学，不如说是对政府的管理能力缺乏信任。这个
推论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佐证：前文表 １ 数据显示，在中国，科学家得
到大多数 公 众 （ ８０．９％ ）的 信 任，是 各 类 群 体 中 最 高 的 （何 光 喜 等，
２０１２ ）。与其相比，对政府官员的信任率明显较低，只有 ６７．１％ ，媒体
记者更低，只有 ５９．２％ 。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关于转基因的争论和消费者对
转基因作物的态度问题，超出了单纯的消费者个体决策领域，呈现复杂
的“知识—权力”运作特征（郭于华， ２００４ ）。在此过程中，普通消费者对
是否接受转基因作物的确表现出一定的基于风险感知和支付能力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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