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5 - 《社会》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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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５ · １
第一，对新技术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个体在对收益（本文没
有检验）、风险和支付能力进行考量的基础上做出的决策行为，传统的
个体行为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这种解释是不完备的。在面对转
基因这样的新技术时，个体是在缺乏相关知识（信息）或知识（信息）非
常有限（对相关知识不了解）的条件下做出的“有限理性选择”，其考量
的“风险”更多是一种“主观建构”的风险。这印证了风险社会理论的一
个基本 观 点：重 要 的 不 是 风 险 是 什 么，而 是 人 们 认 为 风 险 是 什 么
（赵延东， ２００７ ）。
第二，在风险社会中，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行为呈现出复杂的社会阶
层差异。本文发现，教育水平更高的公众更倾向接受转基因作物，而经
济收入更高的公众更不愿意接受转基因作物。在前文提出假设和建构
模型时，我们是把“教育水平”作为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的代理变量，把
“经济收入”作为支付能力和价格敏感性的代理变量。事实上，这两个
变量也是传统上衡量社会经济地位和阶层差异的重要标准。如果从这
个角度解读，上述发现就意味着传统的社会分层机制对人们的风险行
为的确有复杂的影响作用。社会分层机制及其变化是风险社会理论的
核心议题之一。在贝克（ ２００４ ）看来，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生产和分配逻
辑代替了传统的财富生产和分配逻辑成为社会分层和政治分化的标
志。这意味着，风险的弥散性和普遍性使风险意识和行为具有跨越阶
级或阶层的可能性（“风险面前人人平等”）。但他同时指出，风险分配
的逻辑与财富分配的逻辑并不总是冲突，风险分布也会以一种等级化
和阶级化的方式进行，在一定程度上同阶级、阶层的分化同构，并强化
后者的分化（李友梅， ２００８ ）。本文的研究发现，不同阶层暴露于风险
（或逃避风险）中的机会和能力确实存在明显的不平等，但经济地位和
教育地位的作用又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我们认为，造成这种复杂性
的原因有二：一是社会阶层差异包含多个维度，除经济地位（收入和财
富）外，还有知识地位（教育）、权力和社会网络等，不同维度带来的资源
并不完全相同；二是风险行为也包括多个维度，除行为或行为倾向外，
还包括与风险相关的知识和风险意识，各维度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一
致。这意味着，风险社会中的阶层差异确实非常复杂，不同维度的社会
阶层差异影响着不同维度的风险行为。在前文提出的理论框架中，本
文确实暗示了这种复杂性，但因为数据局限和其他限制，在实证环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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