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4 - 《社会》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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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
等的群体（“比较信任”）对转基因大米的接受度最低，最信任科学家和
不信任科学家的群体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假设 ４２ 并没有得到完全支
持。目前，我们还难以对这个结果做出清晰的解释，但这的确在一定程
度上意味着，对科学家系统不信任可能不是中国公众对转基因作物接
受度不高的重要原因。与其相比，公众对政府治理的担心可能才是更
重要的。
表 ５ ：制度性信任模型比较
模型 ５１ 模型 ５２ 模型 ５３
科技界丑闻（不知道） －０．２３３ －０．２３５ －０．２３７
政府官员（非常信任）
不太信任 －０．５８５
比较信任 －０．３５２
国内媒体记者（非常信任）
不太信任 －０．１６０
比较信任 －０．０７１
科学家（非常信任）
不太信任 ０．０１８
比较信任 －０．１１５
其他变量（省略） － － －
－２犔狅 犵 犾犻犽犲犾犻犺狅狅犱 ４２９９．３５４ ４３４４．１８３ ４３４９．６８７
犆狅狓犪狀犱犛狀犲犾犾犚 ２ ０．１５８ ０．１３４ ０．１３２
犖 ２０５４ ２０４９ ２０５０
注：显著水平 狆 ≤．００１ ， 狆 ≤ ０．０１ ， 狆 ≤ ０．０５ ， ＃ 狆 ≤ ０．１ ；类别变量后
括号内为参照组。
六、总结与讨论
本文利用一项大规模的入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城市公众
对转基因食品 ／作物的接受度问题。结果显示，中国公众对推广种植转
基因大米的接受度不高，与 ２００２ 年相比，接受度有明显下降。在此基
础上，本文还讨论了影响公众接受度的重要因素。
与以往类似的研究不同，本文批评了把转基因接受度问题简单置
于消费者“个人决策行为”框架内分析的做法，并从风险社会学的理论
视角出发，试图在传统的“个体决策行为模型”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社
会行动模型”，以解释个体在“风险社会”中面对一项新技术（以转基因
食品为例）时的决策行动受到哪些社会性因素的影响。除“个体决策行
为”外，本文提出了“知识与认识能力”、“大众媒体”和“制度性信任”等
社会性因素，并论述了其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经验分析，
对这些社会性因素进行识别和验证。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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