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7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１

体决策权，但其用以决策的知识基础不足、残缺和被动，背后呈现各种
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就中国当前的争论而言，与郭于华（ ２００４ ）当年讨
论这个议题时的相似之处是，在强调经济发展、粮食安全和崇尚科学的
思想指导下，政府仍然与科学界结盟，对发展转基因作物持审慎的支持
态度；不同之处在于，当年中国“相对地隔离于由消费者运动、 犖犌犗 等

构成的国际压力”的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消费者运动和 犖犌犗
的兴起对政府的决策形成挑战，迫使政府在决策时不得不考虑越来越
大的舆论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对双方而言，知识和信息都是其发挥权
力和影响消费者的最重要武器，大众媒体则成为其传播知识和运作权
力的重要平台。如果说政府在传统的电视媒体上还略有优势的话，新
兴的互联网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争论规则，成为双方势均力
敌、尽力争夺的关键战场。当然，消费者在此过程中也并非是完全无力
和被动的“弱者”，他们对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影响着“知识—权力”运
作的效果。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与当年没有明显变化的是，作为这场
争论的最重要利益相关者之一，农民仍然因为缺乏组织性和表达能力，
在这场争论中并没有成为重要的参与者。对未来中国转基因作物发展
趋势及相关政策走向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对上述“知识—权
力”运作模式的理解和观察。
本文的一些经验分析结果对于相关的政策制定也有一定启示意
义：一是要认识到“主观建构”的风险作为“社会事实”（ 狊狅犮犻犪犾犳犪犮狋狊 ）的
重要性。要制定政策，首先要切实地知道人们头脑中在想什么。二是
要充分利用“知识的力量”，积极开展科普活动，通过让公众更多了解转
基因消减“主 观 建 构”的 风 险。三 是 要 看 到“制 度 性 信 任”（ 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犪犾
狋狉狌狊狋 ）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力量，提高政府、科学界、媒体等专家系统
的公信力，维持公众高的信任感和安全感。四是要重视互联网新媒体
的“双刃剑”效应，通过对网络社区规则的建设，充分发挥互联网对谣言
信息的“自净”功能。
本文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只是处于探索性的阶段，仍存在很多不
足。首先，本文尝试构建的“社会行动”模型还远不完备。一是还有很
多重要的社会性要素没有被识别出来，如许多重要的行动者（如 犖犌犗
组织、企业、农民、个人的社会网络等）的作用没有探讨，除了“知识”、
“ 信任”之外的其他重要机制（如“强制”、“交换”等）也没有得到讨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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