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1 - 《社会》2014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６

面，并且致力于把两个方面用同一个理论模型统合起来解释。而在以
前，很多理论总是只注意和解释一个方面，或者虽然同时注意到两个方
面，但未能提供一个统一的解释。也就是说，对于国家在治理效率上的
变异，周黎安关注并解释的特征更多。在这个意义上，其理论的解释力
更强。第二个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方面，是他明确了行政发包制在发
生和效果上的变异条件，从而大大提高了理论的分析性和可证伪性。他
认为，国家采用行政发包制的程度和范围如何，取决于国家提供公共服
务时责任压力和成本压力之间的均衡结果。与此同时，他将“行政发包
制”和“政治锦标赛”两种理论相结合，简洁地给出了行政发包制在效率
上的变异机制，即在“高发包 ＋ 高竞争”或“低发包 ＋ 低竞争”条件下，国
家治理往往比较有效率，而在“高发包 ＋ 低竞争”条件下往往效率较差。
概言之，在国家的市场性这个维度上，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理论能够
解释的事实变异大大增加，而且可分析、可检验。因此，不论其观点是否
正确，仅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说，这一理论确实把该领域的研究大大推
进了一步。
第三，是关于国家的政治性。国家的政治性，主要涉及对政治权力
的本质、形态、运作及后果等问题的分析。从学科分工来说，这并不是
经济学的强项。然而，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不管
什么学科，只要研究国家治理，权力分析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课题。面
对这一挑战，经济学中早期的国家治理理论通常采取“两张皮”的策略，
即虽然在本体论上承认国家具有不同于企业组织的政治性，但在理论
建构中，却没有或者很少将权力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变量纳入理论模
型。这在钱颖一等人的“ 犕 型结构”和“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中表现得
非常典型。在这些理论模型中，国家的最大偏好常常被描绘成是实现
财政收入最大化，与一个纯粹的“经济人”没有什么区别；同时，这些理
论虽然承认中央与地方存在权力上的差别，但到底有何差别，这些差别
对双方的交易构成何种约束，在分析上往往付诸阙如。这样做，事实上
是把国家的政治性架空了。相对而言，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理论比
其他理论更多地注意到国家作为政治体而具有的特殊偏好，以及权力
对政府不同层级之间的交易所构成的约束。周黎安（ ２０１４ ： ７ ）指出，“企
业的利润最大化假设无法简单复制到行政组织”，进而注意考察国家对
统治风险的关切如何影响到国家对治理行为的选择，包括采用行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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