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5 - 《社会》2014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６

是地方分权程度比较高的时期，但是，唐之后，各王朝无不致力于加强
中央集权，消弱地方分权，此即周振鹤（ ２００５ ： ２５１－２５２ ）所说：“一部中
国政治史就是在外重内轻和内重外轻的两端往复摆动，同时又一步紧
似一步地走向更加中央集权的历史。”然而，最近 ６０ 余年，重新建立的
中央集权国家却改变了历史演变趋势，加大了地方分权程度。为什么
会发生这种从削弱地方分权到加大地方分权的逆转？上述三种理论都
没有回答这一问题。显然，这一问题与当代中国人口规模的扩大、城市
化和工业化程度的提高等有关，也与当代中国实现了兵民分治有关。
不过，若要系统地回答这一问题，仍需要做深入细致的历史研究，也需
要在现有理论基础上发展关于集权与分权关系演变的一般性理论。
三种理论的另一个共同局限是，它们都忽略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
要现象，即“治乱循环”，也就是统一与分裂的周期性反复重演。这一现
象对三种理论的冲击是，既然这些理论都是探讨中国自古以来所形成
的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那么，如何解释历史上的“治乱循环”？事实
上，这三种理论都回避了这一问题。当然，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古老难
题（金观涛、刘青松， ２０１１ ；葛剑雄， ２０１３ ），但是，它毕竟是关于中国的国
家治理理论难以绕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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