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0 - 《社会》2014年第6期

行政发包制与帝国逻辑

之上升。在这一前提假设下，随后的逻辑推论则顺理成章。但笔者对
这一前提假设有不同看法。笔者以为，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和地方性
治理上的所作所为与这一前提假设不相吻合。中国各地经济发展和人
民生活提高与地方政府的努力密切相关；换言之，地方政府所为有利于
提供公共服务。地方政府表现出的短期行为可能导致统治风险上升，
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受控于自上而下的制度约束和激励机制。例如，地
方政府追求 犌犇犘 和土地财政的行为的确导致了社会紧张，但这与国家
财政制度密切相关，似乎不能归咎于地方政府对公共产品提供不力。
第二，“行政发包制”兼有“行政”和“发包”的机制。周黎安将科层
制与行政发包制作为两个理想类型加以对照讨论，但作者在这里的讨
论更多地强调了“发包”的特点，“行政”机制隐而不见。对此，笔者有两
点疑问：第一，如果“发包”产生统治风险，那么，“行政”机制在这里起到
了怎样的作用？第二，行政发包制实际上仍然是通过科层制（官僚制）
运行的。所以，将行政发包制与科层制作为相对的治理模式不甚妥切，
似乎使用“集权”与“分权”这对概念更为准确恰当。
，
笔者在哈特等（ 犎犪狉狋 ， 犛犺犾犲犻犳犲狉犪狀犱犞犻狊犺狀 狔１９９７ ）模型的基础上，提出
一个修订版的“集权—分权抉择”模型来分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便进
一步澄清以上讨论的诸种关系。笔者的模型得益于周黎安上述模型的
启发，但针对以上提出的问题进行相应的修订。下面的模型与周黎安模型
有着不同的前提假设和机制区别，但其中蕴含了行政发包制的研究问题。
这一模型的理论逻辑是经济学不完全合同的分析框架。因为信息
成本和环境不确定性，中央与地方（或政府内部上下级）间的关系无法
通过完全合同的形式制定落实。因此，在合同明确规定的权益之外有
着很大的剩余控制权，（在一般情况下）为有着更多信息优势的一方所
掌握。剩余控制权为其拥有者提供了激励，诱发了相应的行为。因此，
剩余控制权分配给哪一方成为不同治理模式的核心所在。在哈特等
，
（ 犎犪狉狋 ， 犛犺犾犲犻犳犲狉犪狀犱犞犻狊犺狀 狔１９９７ ）的讨论中，不同治理模式的核心是：
在提供公 共 产 品 （如 监 狱、公 共 医 疗）时 应 该 选 择 公 共 部 门 （ 狌犫犾犻犮
狆
犪 犵 犲狀犮 狔 ）还是私有企业（ 狉犻狏犪狋犲犳犻狉犿 ）？其抉择与剩余控制权所提供的
狆
激励及其诱发的行为有着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在下面的模型中，我们
的分析问题是：执政者在剩余控制权分配给中央（集权）还是给地方政
府（分权）间的抉择逻辑和条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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