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3 - 《社会》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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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４ · ６
虽然新自由主义因为深化经济支配的状况和在物质能力、制度与
观念上的影响而加剧医疗化，但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还会伴随多重演
变，衍生出诸多可能性，使医疗化呈现多元的状况，而并不是呆板地导
致特定的“医疗化”，或者说，某方面的医疗化被节制，但新形态的医疗
化却产生。这样的演变是伴随着以下的共轭演变而产生的。
首先，如波兰尼（ 犘狅犾犪狀 狔 犻 ， １９９４ ）所述，一是在于其内部的“双向运
动”：“市场化运动”和“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前者不断在社会关系中形
构市场逻辑，甚至强使社会的运作环节更多地纳入商品化的运作中，新
自由主义全球化恰恰加速了这个趋势。但后者却是对前者的反抗（如
环保、劳工权、女权、消费者保护运动的抗争），这些反抗会出现在社会
层面（如来自国内或跨国的公民团体、非政府组织及社会运动）或政治
层面（如国家因应民意而干预市场，或第三世界国家基于反对剥削、诉
求公平与人权的行动）中。基于保护病患的医疗人权，“去医疗化”在某
种程度上也获得成就（后面将详述）。为此，市场固然常收编社会与政
治，但它也必须不断地适应反市场化的抵抗来形构与之适应的市场经
济，即并非不遇阻力而可为所欲为。因此，我们有必要将这股反对力
量及其实际努力纳入分析之中，并进一步探讨这股反抗力量为何无法
取代新自由主义，由此分析新自由主义如何巧妙收编或应付此反抗，由
此可以更深刻地探讨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术与医疗化加剧的关联。
其次，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术像福柯所探讨的权力概念那样，具有多
种形态且渗透蔓延的路径；权力是生产的，而非压迫的，因而医疗化不
再只是社会控制的压迫形式，也是个体主动建构新认同的附属现象。
所以新自由主义将“权力的压抑性”转向“权力的生产性”，一方面，消费
社会的兴起促发民众 （医疗）消费的欲望；另一方面，个体自主健康管
理接合新自由主义生产力与竞争力的论述变成当代主流观念，如此产
生个体甘愿医疗化的可能性（后面将详述）。由此而言，医疗化便不再
是单向地调整医师权力的过程（权力的压抑性），而且也是民众接受健
康风险论述而甘愿就医的产物（权力的生产性）。
再者，医疗新科技的物质能力也在资本积累与弹性积累中不断创
新，虽然它们在某些方面改善了以往医师滥用传统医疗方式折磨病人
的状况，但另一方面也产生新形态的身体监控技术，使人的身体更多暴
露在量化指标的监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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