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8 - 《社会》2014年第6期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医疗化”的形构

，
可流动的工作（ 犎犪狉狏犲 狔 １９９０ ）。如此发展的结果是全时、追求职业生
涯及长期支薪的劳工数量越来越少；劳工短期化的形态增多，处于容易
面临失业及更多不安稳的状况之中（ 犑犲狊狊狅 狆 ２００２ ）。这种工作型态使
，
民众的疾病形态发生转变，特别是精神疾病（如抑郁症）的增加，相应地
关于精神疾病的建构，包含新精神疾病的命名与相关药物的发明，也在
新自由主义不断盛行的同时如火如荼地得以发展。另外，跨国／区流动
衍生的疾病问题，如流行病（像禽流感或 犛犃犚犛 ）的传染风险因跨国人
员流动而增加，这都与强调跨国流动的新自由主义弹性积累有关，这也
会带动医药体系对疾病的新界定与控管，并投入资本进行研究或定义
新疾病。跨国药企也因弹性积累更多地在海外设厂，以取得廉价劳力、
人体实验或相关的制药天然资源，来方便资本积累，这改变了以往大多
数临床试验在学术性的医学中心进行的状况，而由于新自由主义的推
行，使此成为一种以全球为范围，多中心协调的产业。以上这些都为医
疗化提供了物质基础。
其次，新自由主义非常强调 “竞争力”的逻辑，强拉国家进入国际
竞争体系，以自由贸易规范，透过国际组织（ 犠犜犗 、 犐犕犉 ）与国际法规运
作。竞争力牵涉更广泛的对象，不仅在宏观经济层面，也在经济层面以
外，竞争力规范普及到了管理、地方政府、大众媒体及学术、医疗领域，
其中国家扮演着关键角色。国家在强化“竞争力”上致力于提升创新能
力、技术能力及科技转移等，以便尽可能让更多厂商从中得益。事实
上，即使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中，许多成长的部门也非常注重知识密
集与资本密集，并且需要广泛的合作。这些需求被日益增加的空间涵
盖范围及竞争速度所强化。假如先进资本主义经济体想要维持就业与
成长，它们便面临提升技术位阶及专门从事新核心技术的压力，因而面
临基于低成本、低阶技术及高科技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所带来的日益增
强的压力，先进国家的持续成长与就业便依赖于不断地向更高技术位
阶移动。而当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开始遭遇更新一级的新兴工业化国家
挑战时，它们也面临技术升级的压力。这就反映出了全球层级上竞争
，
压力的强化（ 犑犲狊狊狅 狆 ２００２ ）。
为此，国家推动知识商品化，将知识与智识劳动者整合到生产中。
这反映在国家对于训练知识劳动者及终身学习的重视，使国家更普遍
地转型成为知识经济与信息社会。因此，国家介入改造大学研究，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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