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6 - 《社会》2014年第6期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医疗化”的形构

因素就是新自由主义。
然而，有关全球的“医疗化”现象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关联性的研
究，不论在国内与国外都存在某些不足。就国内而言，虽然有些农村仍
有医疗缺乏的状况，但从整体上说，医疗化已产生，如剖腹产、减肥医疗
的盛行等。尽管如此，国内关于医疗化的论述却不多（鲍磊， ２０１０ ；刘

仲翔， ２０１０ ；韩俊红， ２０１１ ），比较系统的介绍是韩俊红在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社会学研究》的文章“解读彼得·康拉德《社会的医学化》”，此文简
介康拉德的著作，但并没有系统分析医疗化产生与新自由主义的关联。
在国外的研究中，以全球观点探讨医疗化形构的系统性研究也比
较缺乏。西方关于“医疗化”的文献，如前，主要源于萨兹对精神医学的
批评，他认为精神疾病是被精神医学所制造出来的，因精神疾病的症状
是主观的、取决于社会规范，并不像生理疾病可以被验证与检验，因此
精神疾病不是“病”，不应该以医学观念去看待或治疗。这类 “反精神
医学”的论述批判了精神医学及医院体制的宰制性（杨锃， ２０１４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则发展为对其他医疗体系的整体批判。 ８０ 年代起，福
柯的社会建构观点逐渐受到西方学界重视。一些研究者，像康拉德等，
便从社会建构论的角度，以许多实例探讨了对偏差定义机制的变化，如
他们以儿童被医疗化为例，指出心理学家基于了解社会问题的出发点，
对社会进行了大规模的儿童精神研究并标示疾病，多动症儿童便是其
中一 例 （ 犆狅狀狉犪犱犪狀犱犛犮犺狀犲犻犱犲狉 ， １９８５ ）。 恩 茨 （ 犐犾犾犻犮犺 ， １９７５ ）与 佐 拉
（ 犣狅犾犪 ， １９７２ ）则将焦点集中在医疗专业体制的垄断，认为技术发展与官
僚化的过度膨胀是造成医疗体制控制社会的因素。尤其是恩茨认为医
疗体制不断扩张、科技过度泛滥会让人们失去面对疾病、健康问题的能
力，使人过度依赖医学，反而在健康与生活上受害，过多的手术与药物
也摧毁了人的自疗能力，更进一步扼杀了人们面对生命的经验与能力，
医疗支出同时也成为个人与国家财政的重担。此外，女性主义者重视
探讨父权体制对女性身体被医疗化的作用，如埃伦赖希等（ 犈犺狉犲狀狉犲犻犮犺 ，
１９７４ ）认为诸如生育科技将生育过程疾病化过程是父权体制控制女性
，
身体、抹杀女性经验的表现。麦肯雷 （ 犕犮犽犻狀犾犪 狔 １９７９ ）更以商业体 制
（如不健康的食品、烟酒工业）作为致病源来讨论医疗化，他认为这种商
业结构是医疗体系得以蓬勃发展的基础。总之，上述一些学者皆从不
同角度解释“医疗化”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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