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9 - 《社会》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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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情绪之间的对立正相吻合。用卢卡奇（ ２００４ ： １８５ ）的话说，现代社
会想要通过科学建立起体系化的必然，以理论的态度充分实现对世界
的把握。但这种形式上的普遍要求，逼得经验中的非理性成分被排斥
在外，反而使它们反噬理性主义，获得“决定性的、溶化、瓦解整个体系
的意义”。 １ 理性形式就像两头开口的管子，无论怎么伸长自己，都无法
将最具体、感性和经验的内容与终极整体性两方面都容纳在内。思想
停留在抽象的层面，超然物外且空洞无物。任何感性的经验，都不愿被
纳入条条框框，极力声张着自己的正当性。这种思想和科学方法上的
病态特征，正是社会病态的反映。在这样的基础上，非理性的领袖和理
性的官僚控制往往苟合在一起，借助前者的超凡魅力，将民众纷乱的感
性经验收归一统，纳入后者安排的轨道。韦伯之后的德国，正是这一命
运的真实写照。 ２
在同时代的德国思想家中，韦伯的立场极为独特———他既不认可
历史目的论和革命学说，也没有走向诉诸浪漫体验的非理性哲学的道
路，但他十分清楚这些思潮的价值所在。在他看来，马克思有关现代社
会异化的批判十分有力，如果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性制度和生活样式脱
离了人本身，丧失伦理实质而变成了抽象形式，人就不免陷入“铁屋”
（ 犌犲犺狌狊犲 ）；另一方面，哲学所洞见的构成生命本原的非理性动力，以及
在理解和解释中存在的研究者对其研究对象的同情和体验，应当构成
文化和社会科学的真正核心。但是，社会科学不应放弃以理性的方法
去把握和考察这些非理性力量，而要去思考这些力量如何体现在人的
心态、伦理和社会制度当中，成为历史和社会的推动力。社会科学也不
应抛弃自身对理性概念和因果法则的追求，而是要将这种追求转化为
适于构建各种文化类型、包含多重因果关系可能的历史解释，并考察在
当下历史处境中，各种文化传统可能的命运和前途。
１． 韦伯（ ２００４犫 ： ４７９ ）自己清楚地看到了这种状态：“介入现实之合理化过程的非理性要素也
成为无法抑止的知性主义追求———追求拥有超现实的价值———被迫退而容居之处。越是去
除了非理性的世界就越是如此。”
２． 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在韦伯的理论中看到了自己国家和现代社会的命运。一方面是渗透
到细枝末节的无所不在的理性控制，另一方面是社会总体价值和政治原则的彻底非理性。参
见杰伊， １９９６ ： １４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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