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4 - 《社会》2014年第5期

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组织形态与乡村社会

源建立起来的。在万安，像刘氏这样的大地主大商人其实是很少的，佃
农和雇农在农民中也仅占 ２０％ ，而半自耕农和自耕农高达 ７５％ ，在县
城里更多的则是中小商人（张世熙， １９８８犫 ： ６５ ；耿艳鹏， ２００５ ： ２３２ 、 ２４０－
２４５ ）。这些通过亲缘、学缘和地缘团结起来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中小
商人本来都是革命队伍的参与者或同情者，而暴动中盛行的烧杀行
径 １９ 势必直接危及革命队伍的组织基础。国民党旗帜下组织起来的农
协本来是为了瓦解军阀的权力基础，但当农运越来越激进时，不仅会彻
底打破地方的权力结构，也可能将烈火进一步引向革命队伍内部，尤其
是当带着仇恨情绪组织暴动时，在地方上更会造成严重的赤白对立。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万安农军在攻占县城后，不仅大量没收了所谓“官僚资
本、土豪劣绅”的财产，还侵犯了一些个体手工业者，连制烟的刨子和打
铁的工具都被农军拿走（罗友林， １９８８ ： １４６ ）。后来，当赣江东岸的农军
与良口的农军联合攻打黄塘的地方武装时，就因为农军一路实行烧杀
而使黄塘的农民在当地士绅提出的“保护地方”的名义下坚决地站到了
农军的对立面（钟汉华， １９８８ ： １０１ ）。这虽然都是在农军攻占万安县城
以后发生的事，但以曾天宇的远见卓识，必然深刻地预见到了攻城与烧
杀、烧杀与失去群众基础之间的关联，也必然深刻意识到企图通过烧杀
将小资产阶级逼进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行为只会适得其反。
（四）国共合作的断裂与延续
１９２７ 年 ７ 月 １５ 日，武汉国民党政权宣布分共后，中国共产党在 ８
月份还认为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下”，到 ９ 月
份即提出暴动不再在国民党旗帜下进行，而要开始苏维埃革命（中央档
案馆， １９８９犫 ： ３３５ 、 ３７０ ）。但这只是中央层面的决策，这种决策到地方上
会遇到各种情况，比如，决策无法及时传达到。对曾天宇来说，他很清
楚中共已经改旗易帜的问题，因为江西省委在 １０ 月 ８ 日已经明确提出
不再使用国民党的名义，而省委代表汪群 １０ 月在曾天宇家里又传达过
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 １９８６犫 ： ４０ ；万安县
委党史办， １９８８ ： ６ ）。那么，曾天宇对中央和省委的这一指示并未认真

１９． 当时的政策指令是实行所谓“三杀五抗”（杀土豪、杀劣绅、杀反动派，抗捐、抗租、抗税、抗
债和抗粮），以群众的政治力量来杀尽豪绅地主、政府官吏及一切反动派，造成“旧编地的大骚
扰”。参见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 １９８６犫 ： １６４－１６５ ；郑云彪， １９８５ ： ２２－２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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