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8 - 《社会》2014年第5期

“甩干”机制：中国乡村司法的运行逻辑

存在的，当且仅当基于诉讼的需要，他们才得以成为这样一种法律事
实。罗尔斯计划用“无知之幕”遮蔽的内容，可能恰恰是村民们生活的
根本，反而是需要不断彰显的内容。中国人所秉持的实质正义理念极
其强劲，人际间富于特殊主义、情境主义。福尔克马尔·格斯纳和尼克
拉斯·卢曼曾将纠纷分为与人相关的冲突、与角色和规范相关的冲突。
与人相关的冲突建立在紧密的、经常性接触和共同经历的关系上，参与
方情感上相互联系，并且各自对对方抱有多种多样的和复杂的行为期
望。如果在这样的群体内出现冲突，则它往往会超越特定的冲突内容，
波及相关方之间的其他互动，最终会对整体关系投下阴影。若冲突内
容演变成相关方之间的关系的全部，需要解决的不仅是他们之间特定
的冲突，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要重新定义（托马斯， ２００８ ： ２５６－２５７ ）。
在高度发达的西方法治社会尚且如此，惶论中国。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
来，在“送法下乡”的语境下，中国以“举国体制”推进乡村法制（治）建
设，基本建构起乡村的司法制度框架。但作为乡村社会外生性力量的
法律能否以及如何深入、扎根乡村社会尚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甩
干”机制作为乡村司法的运行逻辑，其实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早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费孝通（ １９８５ ： ５８－５９ ）就表达了对法律下乡的忧虑：
“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
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
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
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
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
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７０ 年过去了，中国乡村
社会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然而，在历史的深处，这个问题依旧坚如磐
石。法治的价值在于它是构建一个现代社会的基础，“法治正确”必须
坚持。但法律强行下乡，就类似于现在对农民的强迁，逼农民上楼。农
民的院落，宽敞、通达，有炊烟、牲畜，富有温情；而楼房亦有若干优点，
卫生、舒适、隐秘，是“现代生活”的象征，农民对此并不天然排斥。问题
是，如同农民往往被强拆，在住上哪怕比较满意的楼房前要有一段时间
需要租房过渡一样，法治下乡是否意味着要强拆掉他们固有的道德、习
惯和文化结构？即使“法律是个好东西”，在法律这片栖息地建成之前，
他们的心灵又栖居何地？在一个缺少对现代法律充分信仰的乡土社会

· １ ７ 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