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8 - 《社会》2014年第4期

世界工厂的“中国特色”

在“农民工生产体制”中，集体议价机制的缺失导致农民工的工资水平
长期以来处于低水准状态，难以反映市场用工、物价水平、企业利润等
方面的变化，阻碍了工人通过程序正义实现自身利益。调查发现，尽快
开始为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落实“企业公民”的权利已有可行条件，因为
农民工自身素质已有极大提高，很多工人开始利用互联网及各种渠道
获取企业和行业相关信息，特别是查询法律知识并认真汲取其他企业
在工会运作和集体谈判方面的经验。此外，基于经济诉求的行动更容
易保持在平和、理性和可控的状态。在推进集体议价—谈判机制建立
的同时，工人参与和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工会的权利，通过施加压力如罢
工等进行合法正当表达的权利也需同时推进。
２． 城乡二元制度确定了农民工的结构性位置
长期以来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农民、农民工“二等国民”的身份地位，
即制度性地位低下。前述各类劳工困境包括低工资、欠薪和讨薪、“工
厂专制政体”、非人道管理、“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工会问题和组
织化维权困境等，无一不与农民工的制度性弱势身份直接相关。除此之
外，城乡分割的体制必然造成全局性的影响：农民工非正常的家庭生活，
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问题，每年春运时节的交通困境，城市社会治安问
题，等等，无不与此密切相关。试想一下，超过 ２．５ 亿的劳动力大军加上
他们的家庭人口，如此庞大且占全国人口相当比例的人长期处于不正
常、不稳定的生存状态中，这在任何一个国度都是难以想象的。
解决这一结构性问题，要在城市中落实农民工的“社区公民”身份。
“社区公民”身份主要指农民工有权享受所在地城镇居民所享有的各种
社会福利，这包括农民工及其子女有权在城市中平等地享受包括教育、
医疗、住宅等在内的各种公共服务。要完全实现农民工的“社区公民”
权利当然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只能逐次推进，但是从现在开始就要
努力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包括制度安排的考虑和各项具体的政策设计。
近年来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爆发的一些激烈的群体性冲突已经表
明，为从根本上化解当前困境，为新生代农民工落实此种“社区公民”所
应享有的权利已是一项不容拖延的任务（马歇尔， ２００７ ；清华大学社会
学系“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 ２０１３ ；苏黛瑞， ２００９ ）。
在劳工研究中，“劳动过程”、“工厂政体”、“专制与霸权”、“工人阶
级形成”等分析性概念都可用于“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的过程，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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