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9 - 《社会》2014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４

民权利”与“公民社会”概念当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原因在于，非公民存
在状态的工人只能是孤独、冷漠、无助的原子化个体，无从成为阶级成
员。当代农民工对资本与权力双重剥夺和压迫的抗争也必然成为工人
争取基本权利，即劳工三权———团结权、集体谈判权与集体行动权，并藉
此改变失衡的劳资关系和“中国制造”发展模式的动力机制。这一转变
除了能为农民工赋权，使之在有组织的抗争过程中从“自在的阶级”转变
成“自为的阶级”，同时也是产业转型与升级和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
需要。而如何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使农民工在成为“企业公
民”与“社区公民”的过程中形成中国的新工人阶级，也是社会转型的题
中应有之义。
我们注意到，在工人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为保护和争取合法权利
的抗争过程中，新媒体技术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这些年轻的工
人除了以最大限度、最小成本、最有利于自己的策略利用信息技术，有
效地进行交流和表达外（ 犌狌狅犪狀犱犆犺犲狀 ， ２０１１ ），还特别有意识地在抗
争过程中发挥信息技术的作用，使之成为他们表达与行动、争取自己合
法权益的重要手段。已有研究发现，新工人通过有效使用互联网和手
机等信息技术，将已有的同学、同事、老乡、朋友等关系编织成有机网
络；互联网上丰富的信息催生出工人新的诉求并提升了他们的参与意
愿；抗争信息的向外传播又刺激并影响着更广泛的抗争行动（汪建华，
２０１１ ；吴铭， ２０１３ ）。尽管新媒体技术有利于工人的自组织过程，但作为
一种新的传播与交往方式，能否突破体制屏障，穿透社会结构性制约，
仍然有待深入的观察和分析。
３． 工人阶级与公民社会的关系
世界劳工运动的历史和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劳工的真实处境，已
经向我们提出了工人阶级形成与公民社会发育的重要问题。
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 犜狌狉犪犻狀犲 ， １９８１ ： １１－１２ ）认为，由于后工业
社会的来临，工人阶级正在从政治舞台上隐退，“工人运动的衰败”使其
不再是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因而社会运动研究者的迫切
任务就是要寻找新的社会运动主体，并发现“新社会运动”。美国劳工
，
研究的代表人物布洛维（ 犅狌狉犪狑狅 狔 １９８５ ： ５ ）更是指出当前世界劳工研
究的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工人阶级的历史意义似乎正日渐丧失，关
于革命工人阶级的假设被认为在理论和哲学上都负担过重……我们必

· ６ 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