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5 - 《社会》2014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４

织了多种形式的抗议活动，包括集体停工、抗议、撤回劳动合同等。他
们要求支付拖欠的加班费，要求经济赔偿，要求公司补交他们应得的社
会保险金。 １９ 工厂的回应是解除了一些女工的（非法）合同，并只支付一
个月工资的补偿金。“老板们没一个有良心”，当工人们拖着行李走出
工厂宿舍的时候很多都会这样抱怨。被抛弃的感觉不仅在离厂女工那
里非常强烈，在那些留下来的工人中也很普遍。工厂管理层态度强硬，
他们说，根据劳动法，只需提前 ２４ 小时通知工人就可以停止劳动合同，
因此工厂没有责任支付补偿，一个月工资已经是工厂给予的恩惠。这
种说法使女工们更加愤怒。
在这年 ７ 月，五位工人第二次向法庭提出起诉。他们提交了一份
详细的报告，说明劳动局对他们的不满和争端进行了怎样不当的处理，
要求法院否定先前的判决。更重要的是，他们坚持要求经济补偿，并要
求有保护自己利益的权利：“我们并不指望在与政府部门打官司时能取
得胜利，也没有指望能完全得到我们要的经济补偿。我们希望的只是
探索一种新的可能性———探索一条保卫我们自己权益的新的道路，并
且希望这条路对其他工人能有所帮助。” ２０
如果说工人的这场集体行动就是为了经济利益就太简单化了。对
阿辛和他的工友的工作和生活了解得越多，我们越能体会到在他们采
取行动的各个阶段所表达出来的愤怒和不满。对阿辛来说，促使他采
取行动的动机既非金钱，也非个人名誉。他是被他那“做点大事”的愿
望所推动的，希望以此“引起人们关注劳工们艰难的生活”，“为打工仔
争取到一点公平”，并且“惩罚那个没有良心的老板”。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在等待司法判决一年未果之后，这 ５ 名维权工人中
的 ３ 人———阿辛、老黄和老陈———决定去北京打官司。他们希望能够
从中央政府那里寻求帮助，这也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老黄说：“去北
京是最后一步。我们几乎把所有能想的法子都用过了。现在这是最后
的办法了，我们不想就此结束。”他们在北京待了五天，在这期间，他们
去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全国人大信访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
和全国总工会。结果却让他们失望，要么根本无法递交陈述信，要么就

１９． 参见：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２ 日《南方都市报》。
２０． 参见：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５ 日《南方都市报》。

· １ 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