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7 - 《社会》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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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４ · ４
没有未来，打工生活的意义轰然坍塌。工人的叙述有助于我们理解两
代农民工生活之间的连续性及其变化。像阿英这样的第一代打工妹往
往将痛苦埋藏心底，无法表述和言说的结果是任由痛苦沉入身体和潜
意识；像阿辛这样的第二代农民工则不同，他能够直面自己的创伤，并
将痛苦转变为外在行动。“过渡”可以描述第一代农民工生存状态的主
要特点，而对第二代农民工来说则是“断裂”，它造成进无可进、退无可
退的死结。痛苦、愤怒和磨难滋养了工人阶级，将他们中的一个个成员
转化为资本的对抗者。由于缺乏集体谈判能力，没有有效代表自己的
工会，身陷困局的工人常常求助于各级政府的帮助，但等待他们的往往
是令人失望的结果。
两代农民工在性情倾向和行动能力方面的差别也可以从他们身份
认同方面的不同寻找原因。如前文所述，第一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经
历了一个从自我否定、打工，到最终接受农民身份的“完整”循环历程，
尽管它事实上也造成了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分裂，但毕竟为农民工提供
了一个可以安顿自我的农村归宿。这种身份政治弱化了第一代农民工
对打工生活中遭受的苦难的表达，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他们的集体行
动能力。而第二代农民工已经没有办法完成一个完整的身份认同的循
环历程，他们期望将自己转变为城市工人，却看不到希望，前进之路已经
堵死，而后退之路早已关闭，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分裂性已经没有办法通
过在农村找到归宿而缓解。农民工身份政治的这一变化，造成了第二代
农民工性情倾向和行动能力的显著变化。与第一代农民工经历的环境
相比，今天工厂里的劳动条件未必更糟，剥削未必更重，但第二代农民工
对于苦难的体验却更加真切和敏锐，他们由焦虑和痛苦走向愤怒和怨
恨，并在这种情绪支配下频繁卷入各种针对资本的集体行动。
本文试图将对第二代农民工的研究纳入马克思阶级形成的理论视
野下，考察他们的情感体验、身份认同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一
般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很少触及情感体验和身份认同这
样的主题，它强调的是社会经济结构（阶级结构）与社会行动（阶级行
动）之间的直接决定关系，即使考虑到认同或者意识这样的主题，也是
将其看做是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自然而然的表征。后马克思主义取向
的认同政治研究则将情感体验和身份认同作为关注的焦点，并从社会
经济结构的决定论中脱离出来，强调行动者的能动性。在西方，后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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