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 - 《社会》2014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４

焦虑、孤独和痛苦是第一代农民工生活挥之不去的主题。如果说
第一代农民工还不能公开、集体地表达诸般消极情感的话，第二代农民
工则已经在要求改变了，他们工作和生活中的痛苦和愤怒是如此明显。
如果说阿辛的故事特别值得关注，原因只是他在高考经历、工厂打工和
返乡创业的失败尝试中遭受到严重的社会创伤。所有这些经历使他的
愤怒累积到一个突破点：“我相信我应该干点什么大事。我的生活应该
有更大的理想。”他反复地强调自己不快乐，难以维持内心的平衡。
和阿英不同，阿辛内心的不安不再被压抑，而得以表达出来，甚至
转化为外在的行动。 ２００７ 年初，当阿辛发现他所在的工厂准备搬出深
圳的时候，就开始动员工友，开始了一系列集体行动。阿辛和老黄、老
陈等其他四位工友起诉当地的劳动局，指控他们漠视工人的需要，没能
执行那些保护劳工的行政法律措施。这五位工人后来被媒体称为“维
权五君子”，以争取劳工权利而闻名。他们都在工厂的手板部上班，都
已经干到手板师傅的位置，而且都年过三十。最年长的老黄已经在这
家工厂工作了 ５ 年，每月可以拿到 ４２００ 元，最年轻的是阿辛，在这家
工厂工作了一年，工资每月 ２２００ 元。
在工人的团结斗争中，宿舍发挥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阿辛提
到，下班回到宿舍后，工友们常常一起听收音机，尤其是收听有关法律
和打工的节目。阿辛告诉我们，听这些节目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启蒙”，
他们从中知道企业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是违法的，加班工作应该获得双
倍或三倍工资等等。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２ 日，五位工人向工厂提交了一份
公开信，要求集体解除劳动关系，其理由是工厂没有跟他们签订合法的
劳动合同，而且没有依法支付他们的社会保险金，此外还强迫他们超时
工作，没有为每天的加班以及周末和节假日加班支付加班费等。同时，
阿辛和他的工友还敦促当地的劳动局官员帮助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
并提出劳动局应当确保工厂依照劳动法缩短工时，同工人签订合法的
劳动合同，为工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为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和 ２ 月的超时工
作支付加班费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五位工人要求工厂支付过去
两年的累积加班费，其总额达到人民币 ６５ 万元。对于自己的上述要求
他们表达得很清楚：
工人被要求一月至少工作 ２８ 天，每天至少 １３ 小时。加
班费只是在每天工作超过 ９ 小时以后才有。不但如此，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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