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6 - 《社会》2014年第4期

当代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情感与集体行动

被草草地打发。阿辛和老陈认为他们的北京之行还是“有一个收获”：
“在我们来之前我还是抱有某些希望的，现在我们死心了”。工人怨恨
的政治转变为一种绝望，然而在对外在保护或拯救力量“死心”的同时，
诉诸自我的心思正在萌芽。这种心态的变化，实际上普遍发生在参与
集体行动的工人中：“我们只有靠自己。我们没法相信政府，没法相信
老板。我们要的只是一点公平。”

五、结论

改革在将中国再造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再造了中国的工人阶
级。沿着一条特殊的无产阶级化的道路，第二代农民工已经逐步意识
到他们的阶级地位，并已经开始参与到一系列的集体行动中。第二代
农民工有着比第一代农民工更为深刻和强烈的愤怒和不满，他们日益
认识到自己正在失去曾经拥有的或各种有名无实的支持———家乡回不
去了，各种法律条文所规定的对工人的保护在现实中也经常变成一纸
空文。中国农民工在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中实际上遭遇了一个类
似于西方工业化初期的“圈地”过程。
受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启发，我们对中国新工人阶级形
成的考察不是将它看做一个社会结构（例如，“改革”）在时间中演进的
结果，而是看做中国向“世界工厂”转变中新工人阶级这一历史主体参
与创造自己的社会变迁的过程。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经验创造了愤怒、
创伤和深刻的不公平感，理解这些经验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未来阶级行
动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阿辛的工厂斗争和返乡经历突出反映了第二代农民工中很多的一
般性经验。阿辛的坎坷经历既是特别的，也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
他有一个有主见的父亲强烈阻止他回乡创业，这点可能是比较独特的。
但就回乡尝试创业并最终失败这一点而言，阿辛与很多的农民工又是
类似的。失败迫使他们再度外出打工———一个无止无休的未完成的无
产阶级化过程。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恶性循环：改革和城乡二元分裂
激发了逃离农村的欲望，迎接逃离的是工厂生活的苦难，工厂生活中的
挫折又诱发返乡的念头。但对返乡的农民工来说，农村已经很难真正
成为安身之地。这种恶性循环使农民工遭受了种种残酷的生活体验，
其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基于怨恨心理的政治。没有希望，没有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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