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1 - 《社会》2014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２

念。从根本上说，障碍者遭受歧视的问题只有通过真正消解社会歧视这
一“社会性障碍”，才能更顺利地通过技术上对“物理性障碍”的消除，来
实现为障碍者消除障碍的“常态化”（ 狀狅狉犿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 ）生活。
其实，当时政治家们之所以关注障碍者与公民权的问题自有其特定
的考量。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到 ７０ 年代中期前为止，通过“公民权”实现社

会整合是当时美国民主党最重要的政治策略之一。该党为此曾在 １９７２
年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基于 １９６４ 年出台的《公民权法案》（ 犆犻狏犻犾犚犻 犵 犺狋狊
犃犮狋 ）的修正草案，修正草案中就明确提到了“禁止因‘身体以及精神障碍’
而产生歧视”的内容（ 犛犮狅狋犮犺 ， ２００１ ： ４２－４３ ）。这也是与当年民主党执政
期间由肯尼迪在 １９６３ 年初发表的有关“精神疾病与智力障碍的总统咨
，
文”相呼应的（ 犓犲狀狀犲犱 狔 １９６４ ），并含有为精神保健社区化的进一步发展
提供法律依据的目的。虽然后来国会在当年并未完成对该议案的审议，
但在民主党的积极推进下，在翌年通过的《康复法》第 ５０４ 条中却正式加
入了保障障碍者公民权的条款。由此可见，《康复法》的成立与公民权问
题之间的关联绝非偶然。此后，围绕《康复法》第 ５０４ 条的实施细则，障碍
者群体及其相关后援团体又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全美游行和抗议活动，在
这些活动中，人们依然可以听见“我有一个梦想”等来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黑人民权运动的伟大口号（ 犅犪狉狀犪狉狋狋犪狀犱犛犮狅狋犮犺 ， ２００１ ： ２１－２３ ）。在笔者
看来，当时的障碍者们所采取的抗争模式与消解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之
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作为少数群体的精神障碍者自身已经开始觉醒，
他们敢于同民权运动一道齐声发出争取同等公民权益的声音，与“反精
神医学”思潮及实践之间形成了相得益彰的格局。从这一角度看，“反精
神医学”运动也可理解为是精神障碍者（指被福利部门认定为障碍者的
精神疾病患者）参与障碍者维权运动的重要环节，它同样折射出了当时
社会的时代精神。
从这一意义上说，“反精神医学”运动的发生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状
况的实际进展相符合的。为了保障精神障碍者的权益，一些社会组织，
如“社会主义患者同盟”（ 犛狅犮犻犪犾犻狊狋犘犪狋犻犲狀狋狊 ’ 犆狅犾犾犲犮狋犻狏犲 ）、“精神疾患者
联合会”（ 犕犲狀狋犪犾犘犪狋犻犲狀狋狊 ’ 犝狀犻狅狀 ）就 是 在 这 一 背 景 之 下 建 立 起 来 的
（ 犅狅 狔 犲狉狊犪狀犱犗狉狉犻犾犾 ， １９７１ ）。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发
生的数次经济危机加深了人们对往日秩序合理性的怀疑，也使得公众
的改革情绪不断高涨，由此，在西方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将成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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