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5 - 《社会》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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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４ · ２
活方式，是在尚未产生政治秩序之前的社会秩序。摩尔根明确区分了
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和以地域、财富为基础的政治秩序，就清楚地
表明了这一点。
人类社会从完全散乱的杂交状态进入到有秩序的群婚制，再由母
权制进入到父权制，由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模式进入到有着明确权威
的政治模式，这是 １９ 世纪后期的母权论者勾勒出来的社会发展史的几
条线索。关于这几个方面的进化，他们又往往有不同的判断。从杂交、
群婚到有秩序的婚姻形式，当然被认为是从野蛮到文明的一种进步；但
从野蛮社会进入到文明社会的最后一步，即政治社会的产生，却往往被
当作是一种堕落，是从美好的共产状态向罪恶的政治的蜕化。而从母
权到父权的转变，则往往介于二者之间。一方面，父权代替母权，是摆
脱了种种群婚制度，向文明社会的进步；但另一方面，母权社会的失败，
却是阶级压迫和政治社会的开始。比起麦克伦南和摩尔根来，恩格斯
更辩证地描述了这一过程：女性的历史性失败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和
社会的进步，因而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但这种社会进步导致的却是阶级
和压迫的产生。
麦克伦南、摩尔根和恩格斯虽然都认为血缘是社会的基础，但他们
也都认为，希腊、罗马人所了解的那种父权制家庭并不是从来如此的，
而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摩尔根浪漫地设想男女平等的专偶制家庭将取
代父权制的家庭，是未来家庭发展的趋势，而人们习以为常的那种父权
制家庭只是历史发展的插曲，是一种例外状态的专偶制家庭。恩格斯
却认为，只要是专偶制家庭，就必然是父权制的，因为专偶制家庭与阶
级和压迫的产生是同时的，其中必然有男性对女性的绝对权力。恩格
斯的判断无疑比摩尔根深刻得多。按照他们的这条思路，父权制家庭
和国家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而也都
将消失。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思考都是对梅因父权论的一种继续。
他们并未根本颠覆父权制家庭与政治权威的相似性，而是仍然将这二
者放在了同一个范畴之内；他们和梅因所不同的，只是指出在这个以权
力为根基的生活维度之外，还有一个以血缘关系为根基的生活方式，其
中有与父权制家庭和政治社会完全不同的集体生活。这种集体生活更
接近自然，因而也更符合人性。但这种以血缘为根基的集体生活却不
是家庭生活，因为家庭生活的根本特点既非血缘，亦非感情，而是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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