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9 - 《社会》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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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方式，这就对开发和探索新的行动策略和手法提出了要求。媒体
和传播技术的发展是街头行为艺术能够成功的关键因素。一个不难获
得的观察是，这种抗争行动手法在国内的兴起和新媒体的发展基本同
步，这绝不是巧合，而是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新媒体，尤其
是以微博为代表的“大众自媒体”（ 犿犪狊狊狊犲犾犳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 ）（ 犆犪狊狋犲犾犾狊 ，
２００７ ），对抗争行动事件的新闻建构、行为艺术手法的组织动员和具体
实施，直至行动诉求的修正、扩散和传播都有着重要影响。 ５
社会运动内部的特点和过程也会形塑抗争行动手法的选择。首先
是行动者及其代表群体的结构性地位。社会中的主流和优势群体往往
借助制度性的渠道就可以进行政治诉求的表达，而对于弱势群体和边
缘议题，正如黄振辉（ ２０１１ ）的研究表明的那样，可能倾向于以更加非常
规和戏剧化的形式进行抗争。本文中性别权利倡导行动的主体，无论
是女性还是更为边缘的同性恋者，他们的结构性弱势地位也会导致对
街头行为艺术的抗争手法的运用。相比农民和劳工群体的维权行为艺
术更为个人化和草根化的特点，女权主义者的街头行动策略性更强。
为了降低行动的政治风险，倡导性别平权的街头行为艺术一般采用“去
组织化”的行动策略，往往以志愿者个人的名义和面目实施。尽管没有
挑头的组织，但个体参与者通常来自具有相似目标和诉求的不同组织，
显示出已有组织和网络之间的彼此渗透和支持。此外，隐形的组织活
动，无论是事前的培训，事中的策划、组织和任务分工，直至事后的政策
倡导跟进，都是这些街头行为艺术行动以及倡导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
保障。
街头行为艺术作为一种抗争行动的策略手法，正是在社会运动全
球化和中国现实国情两者互动的背景下出现的。事实上，本文所探讨
的“行为艺术”，在相关专业人士看来，并不能真正算作艺术学意义上的
行为艺术。正如一名受访者点评 ２０１２ 年发生的性别平权的街头行为
艺术事件———“只有行为，没有艺术”，这其中固然不乏对行动艺术性缺
失的贬损之意，却一语中的地揭示出这些事件的本质是“行为”或者“行
动”，而“艺术”只是包装和策略。此外，行为艺术发生的地点是街头，直
５． 参见：魏伟，《新媒体和抗争行动形式库的创新：以性别权益倡导的街头行为艺术为例》（未
刊稿）。贵阳： ２０１３ 年中国社会学年会“政治社会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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