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2 - 《社会》2014年第1期

从边缘到主流：集体行动框架与文化情境

的共识，即，将诉求重点从反对菜园村拆迁转向“反高铁”，但要建构怎
样的新框架一时尚未有明确方案。
正当抗争者摸索新的动员框架时，外界的一则重要信息成为他们
的突破口。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８ 日，香港《经济日报》的报道披露，高铁的造
价可能从原来的 ３９５ 亿港币增加至 ６３０ 亿，加上已经拨付使用的 ３９ 亿
多港币的前期勘测费用，高铁的全部成本总共约 ６６９ 亿港币，这个数字
令抗争者兴奋不已：
我们很激动， ６６９ 亿出来得太及时了，以后的运动我们光
打这个“ ６６９ 亿”就足够的了……这是天价高铁啊，用的又是
公帑（笔者注：公共财政），香港人会很介意。（与 犆 的访谈，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
在随后的论述中，“ ６６９ 亿”的“天价高铁”反复出现在各场运动中。
在高铁与普通市民之间，抗争者终于找到了两者冲突的焦点：高铁动用
的是公共财政拨款，是公共的钱袋子，成本越大意味着人们要从自己钱
包里掏出越多的钱来支撑高铁的建造。他们反复论述，试图在高铁与
普通市民的切身经济利益之间建立联系，如，“ ６６９ 亿”相当于每个市民
为高铁买单 １ 万港币。而后，在立法会审议高铁拨款的会议期间，抗争
者分别组织了四场较具规模和影响力的抗议活动：“ １１ · ２９ 反高铁·
停拨款大游行”、“ １２ · １８ 请假包围立法会”、“ １ · ８ 全民 犅犐犌 爆立法
会”和“ １ · １４－１ · １６ 万人决战立法会”。在每一场运动中，“ ６６９ 亿”成
为抗争中最常见和最显眼的标语，动员者还将“ ６６９ 亿”与不同人群的
具体利益相挂钩，或将“ ６６９ 亿”描述为属于“我们（普通市民）的钱”，政
府不可因高铁而肆意浪费“由一般市民一元一角积蓄下来的公帑”。 １２
抗争者在“ １１ · ２９ 反高铁·停拨款大游行”的动员宣传单页中这
样写道：
香港有些第一，我们不想要：我们不想要楼价世界第一，
我们不想要贫富悬殊在已发展地区第一，我们也不要用 ６６９
亿，建全世界最贵的铁路。……如果你认为 ６６９ 亿应有更利
民的用途，如改善医疗、教育、空气污染、开展减贫计划、增加

１２． 参见：“五 区 苦 行 · 八 十 后 反 高 铁 宣 言 ”，网 址： 犺狋狋 狆 ： ∥ 狑狑狑．犻狀犿犲犱犻犪犺犽．狀犲狋 ／ 狀狅犱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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